揭秘自由教师：年入百万 每天睡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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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庭教育投入大，上海正成为万名自由教师的淘金地。

　　公立学校教育之外的补充——自由教师工作室不具备教育培训资质是目前的普遍现象。不交税的同时，因分散、隐蔽，难以监管。

　　离上海莘庄地铁站步行约10分钟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二层，许诚（化名）接过一中年女子递过来的400元现金后，他麻利地拿起发票单，刷刷地写下——“学费，肆佰元整”。还来不及回应女子的那句“谢谢你，许老师”，许诚便匆匆往楼下走。

　　这位“许老师”并不来自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学校，也不属于任何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这个30岁出头的江苏小伙是一位中学物理学科的“自由教师”，也是上海闵行区一家教师工作室的创办者。

　　从2015年起，散落在上海各个角落的上万名自由教师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教师资格证，但有一些像许诚这样慢慢走到了一起，形成由5-15人联合组成的自由教师工作室，“为自己打造品牌”。在个体家教和培训机构之外，这种自由教师工作室成为沪上家长与学生课外补习的新选择。

　　1、让知识不再被“贱卖”

　　下午3点一到，许诚拿起自编讲义走进10号教室，准备为即将迎战中考的女生上课。这间教室大小不过两三平米，由多块两米高的玻璃隔断而成，玻璃隔断还被用作黑板，靠墙摆着两张最普通不过的课桌椅。在这个月租8000元的130平米空间里，这样大大小小的教室共有11间，最大的教室可容纳10人。

　　“这里的11位老师涵盖初三到高三的所有学科，现在来这里上课的学生有70-80名。”许诚自称他是自由教师工作室的“包工头”。

　　在这样的工作室，一节400元的课程教师可以拿到350元，剩下的50元作为日常运营费用。常驻的教师多是自由教师，也有一些公立学校老师在课余时间到这里“走穴”。

　　和不少上海自由教师一样，许诚的起点是公立学校。2008年，他从上海一所师范类院校毕业进入家乡的一所公立中学。亲戚朋友眼中的“金饭碗”却让他高兴不起来。“我前面有6个人在排队等编制，20岁就能看到60岁的自己，月薪只有2000-3000元。”没有选择继续等待的许诚去了上海。由于上海多数公立学校对户籍有严格限制，他最后选择在一家知名教育培训机构任教。

　　双休日及寒暑假是像他这样的“热门教师”“补习天王”们最辛苦的时候，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但收入和个人成长也很快碰到了“天花板”。

　　“机构把大量资金砸在广告上，我们只是教育培训行业链条的最末端。”一位曾在上海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担任高管的王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机构收取的高额学费中大部分被用于宣传与销售，教师的收入只占学费的20%左右。同时，机构的管理者又很少从教师中提拔，职业生涯“一眼望得到头”。

　　尤其在“一对一”和3-5人小班的补习模式中，家长更多地认知教师而非机构品牌的价值，机构的分配方式显得愈发不合理。

　　曾在多家一对一教育培训机构工作过的杨老师说，“公立学校工资低，机构教师被压榨，说难听点，知识总是被‘贱卖’了。”

　　2013年之后，上海教育培训行业竞争加剧，为了控制成本，机构中的教师普降工资。同时，将刚毕业的大学生包装成“名师”成了教育培训行业内的“公开的秘密”。很多在机构看不到未来的教师选择了离开，例如许诚所在的机构，连续两年离职教师都有上千人次。这些人中，大约有两成回到了公立或私立学校，而近一半的人则开起了工作室。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目前，上海的自由教师工作室运营多以合作教师“共担运营成本、共享生源”的方式为主。学生先上课后收费，学费一月一结。同类课程收费约是大型教育培训机构的1/2到2/3，而授课教师的收入则能占到学费的90%以上。一名工作室的自由教师月收入可达到三四万元。

　　2、是搭O2O便车，还是自立门户？

　　像群租房那样分隔开的教室外，留出了一条仅能一人通过的走廊。若是在上课时间站在走廊里，四面而来的讲课声会让人有置身学校的错觉。墙上贴着每个教室的时间安排表，从周五下午到双休日的各个时间段里，写满了不同姓氏的老师们。

　　“2015年，我把自己挂在互联网O2O教育平台上，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上海有那么多的自由教师。”许诚与隔壁上课的地理老师通过一家O2O教育平台的培训相识，进而成了合作伙伴。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正是因为互联网平台的“牵线搭桥”，平日里各自为政的自由教师才有了联合的土壤。许诚的通讯录里，有两百多位老师的联系方式，那是他现在最重要的资源库。

　　“联系过的也就1/3，但这些人就是工作室的未来。”许诚介绍，“这里面，一部分是师范和机构认识的老师，还有很多是通过O2O教育平台联系上的。”

　　这些O2O教育平台也俗称“家教专车”，即补习教师将自己的信息通过平台发布，家长、学生通过平台择师、下单、约时间地点补习、评价付费。由于O2O教育平台这种可以同时解决家长寻找补习教师、教师寻找生源的双重问题，诸如疯狂老师、请他教、跟谁学、轻轻家教等平台也像团购、约车平台一样火了起来。

　　刘常科曾是“中国A股教育第一股”昂立教育的创始人。2014年12月26日，他从昂立教育离职，与另一位来自传统教育培训机构“精锐教育”的联合创始人胡国志一同创办“轻轻家教”。仅在2015年半年时间内，轻轻家教完成了共1.2亿美金的四轮融资。

　　“传统的教育机构信息不对称，与家长接触的不是老师，而是销售。O2O可以把家长和老师直接连在一起。对老师来讲，由于是自雇，服务态度更好，收益也会更好。对家长来说，能够和老师直接沟通，更放心。”刘常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们平台上的自由教师比例超过50%。

　　然而，整个在线教育市场中不少公司因盈利模式不明确而举步维艰。2014年7月成立的O2O家教平台“老师来了”，在一年内“烧掉”1000万后黯然退场。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关闭的在线教育公司超过10%。

　　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O2O教育平台共生，正是上海多家自由教师工作室得以生存的土壤。一些自由教师透露，他们仍然会将自己“挂”在O2O教育平台上，但工作的重心会是自己的工作室。

　　“对家长来说，课外补习背后是很大的机会成本。所以，选家教注定不可能和打车、淘宝那样，家长们更相信老师的教学质量。”自由教师吕老师说，“在工作室，一个好老师会给需要补习的学生带来更多的好老师，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教师工作室必须强强联合。”

　　3、个性定制教育来临？

　　上海市徐汇区文定路上一家工作室的自由教师Steven加入了好几个自由教师工作室的群。这些日子，在一些工作室开张的信息之间，也有不少自由教师的工作室发出了“求接盘”“求转让”的信息。

　　“没有五险一金，生源不稳定，什么都不确定，靠的就是自己的经验。没有一定的教学功底和勇气，不敢从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中出来。现在，成功的工作室多数都是从机构出来的精英老师办的。”Steven说。

　　教中学英语的Steven并不是师范出身。2015年，他和许诚一样，和O2O教育平台上认识的4个教师朋友们一起选择在上海高端地区开办了工作室。

　　每周的双休日，Steven往往是从早到晚上课，而在周一到周五，他和“同事们”还要花大量的时间针对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课程方案。“公立学校备课是针对知识，而工作室的备课则是针对学生。不同的学生要用不同的资料和方法，才能达到提分的效果。”

　　每次上课前，问问学生平日的生活、近期的烦恼也是课程中重要的一环。

　　刘女士是吕老师的“客户”之一。从女儿初三起，刘女士就选择让自由教师给女儿补习数学、英语，到现在已经度过了三个年头。

　　“给孩子找课外补习，是现在每个上海家长的必修课。选老师不仅要看水平，还要适合孩子。吕老师会在非补习时间通过视频给孩子默单词、解题，我没有见过哪家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能做到这一点。”刘女士说，女儿与这位自由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像朋友。

　　刘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上海公立学校中严禁教师有偿补课，好的老师可遇而不可求，而在提分这件“当务之急”的事上，有多年提分经验的自由教师往往比注重一般性知识教学的公立教师更有成效。

　　“我们的绩效考核和收入来源就是家长和学生的‘口碑’。这也决定了自由教师和学校老师、机构老师最大的不同——我们做的是教育服务，并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服务质量。”Steven说起这些语气里满是自豪。但他和其他自由老师一样，更愿意将自己所在做的这件事看作公立学校教育之外的补充——一种家长与学生都充满需求的补充。

　　“公立学校只能抓大放小，优生难提高，差生难追上。这个时候，课外补习就有了必要性。”江苏泰州人杨贵东被认为是上海自由教师中“金字塔顶”的那一小部分人。

　　21年前，杨贵东从山东泰州一公立中学辞职到上海，开始了自己的家教生涯。过着多年“不是在备课，就是在上课，或者在上课的路上”的生活，他凭着自己经验一点点累积，到现在，一节两小时一对一高三数学课收费过千，年收入可以超过百万，在自由教师圈中被称为“上海滩的NO.1”。“别人都知道我收费高，但不知道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大量的时间都在为了学生备课。”

　　杨贵东曾接触过一个性格叛逆的学生，两个小时的课里必须耐着性子和他聊上一个半小时才能有真正讲课的机会。“家庭、学校没有一个人能让他学习，但我可以，因为我必须为此花费时间。”杨贵东说。

　　上海一所重点公立高中的周老师认为，自由教师能够弥补目前评价标准下，公立学校班级规模大而带来的无法提供针对性、个性化教育的缺陷。“现在，能够有效提分就能够一定程度上为学生增加信心，从而提高孩子的学习意愿，形成良性循环。”

　　4、没有约束，就没有自由

　　目前，上海的自由教师中有大部分来自江苏、河南、安徽等地，不少都是从当地的公立学校离职或停薪留职来到上海“淘金”。

　　据《2015-2016中国基础教育白皮书》显示，课外辅导是家长对子女教育花费的最主要投入。城市级别越高，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花费越多：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教育月均花费相差近十倍。

　　具体到上海，根据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市妇联2015年发布的《上海家庭教育现状分析调查报告》，上海家庭一学期的课外教育投资的花费平均值为5500元，占家庭同期可支配收入比例的20%以上。杨贵东说：“越是发达的地方，补习风气越盛。”

　　一位公立学校的高级教师亦认为，自由教师工作室的出现给了教师获取更多收入的机会，但对于学生而言，这些老师所能做的只是提分，而非教育。“不论是一对一补习，还是3-5人的小班，不可能为学生营造一个团体学习的环境，也很难有德育的体现。与其说他们是老师，不如说是分数提高培训员。”

　　“评定标准决定了教育方式。”刘常科则认为，“从传统的课外教育机构开始，就有很多人去质疑这种教育模式。但是，对学生来说，他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高分。如果一种教育方式能让他更好地去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有效的。”

　　上海市某区县教育主管部门一张姓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论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还是从台湾和日本的经验来看，未来学生的教育一定会向‘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发展，即要做课外补习，就不能成为公立教师，要做公立教师，就不可以课外补习。这样的趋势也会给自由教师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土壤，但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张认为，要达到较为理想的课内外教学模式，一方面需要政府适当提高公立教师收入，另一方面也要对各类不同的课外补习形式加强监管。

　　“没有约束，就没有自由。”上述负责人说，“目前，自由教师工作室普遍不具备教育培训的资质，不交税的同时，因分散、隐蔽，难以监管。这种情况下，新的自由教师很难受到公众的普遍信任与认同，教育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

　　许诚是到了上海才发现，“虽然现在全国都有课外补习的风潮，但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和老家不一样，这里是‘疯狂’。”他用略带开玩笑的口气说，“我在上海扎根了，以后我有了孩子，我也得让他去上课外补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