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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幻奇幻] 民间故事选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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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壇為家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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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2-3-9 11:36:56
    抓阄抓出来的皇帝


      王莽末年,各地农民及地主官僚纷纷起义,他们都在四处寻找西汉刘氏皇室子弟当皇帝,以便以兴复汉室为借口来统领其他起义军。
      不长时间,就找到了西汉景王的后人刘盆子、刘茂和刘孝三人。只是这三人由谁来当皇帝,众起义军首领都争执不下。最后终于想了一法:抓阄。
      起义军在河南郑县城北修了一个高坛,坛上设立景王神位。众首领向神位“祷告”了一番,然后抬上一个竹筐来。只见筐里有三个竹片,这就是让刘氏三子弟抓的“阉”。刘孝年长先抓,是一个空白竹片。第二个由刘茂来抓,又是一个空白竹片。最后当然是刘盆子抓到,只见上面写着“上将军”三个字。
      主持仪式的樊崇一看,忙把刘盆子扶到高坛中央,然后率领众起义军下拜,一时间坛下高呼万岁,黑压压跪了一大片人。
      刘盆子年方15岁,是一个放牛娃,身上穿着破衣服,光着脚。他从来也没见过这阵势,顿时吓得跑下高坛,把抓来的“神符”扔了就要溜走。樊崇一见着了急,忙叫人把新皇帝抓了来,命人严加看守。就这样,刘盆子当了起义军的傀儡皇帝,一直当了3年。
      
      选自《文化中国·读者导报》



    我指挥了花园口决堤
    作者:罗学蓬 熊先煜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2757 字体: 【大 中 小】

      1938年2月,新8师炸毁黄河大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负责西起黄河大铁桥至东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寇已抵黄河北岸,因黄河大铁桥已被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河对峙。新8师数次派出便衣袭击队,与在沦陷区坚持战斗的共产党领导的黄河支队配合,袭扰日军。最成功的战例,当数夜袭小冀镇日军粮秣仓库。
      对峙至5月,战局对我严重不利。5月23日,土肥原的第14师团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蒋介石急令薛岳指挥4个军追击围歼土肥原部,未能成功。6月6日敌陷开封,郑州危在旦夕。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1战区长官部紧急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以保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批准。6月4日,敌军攻打开封之际,我53军1团奉命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5日,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将军亲临赵口督促。下面,就谈谈我所亲历的决堤过程。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新8师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蒋师长抓起话筒一听,原来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的电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已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8师加派步兵一个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师长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选中此处决堤至当。唯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大堤土质估计过松,故而决定在大堤相隔40米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出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40米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
      我发现,由于上峰未亲临现场,错误地认为只要掘堤的人多,就可以迅速扩大决口。其实,由于决口处过于狭小,人堆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最好是另择地点开掘。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火为债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在商总司令的办公室,由蒋在珍呈报我们的建议,我在一旁又作了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还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对我们的建议,商总司令并未表态,只是命令我们立即返回赵口,协助53军1团改善技术,力争尽快放水。
      我与蒋师长又立即返回赵口,正在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时,忽然接到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8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想了想,谨慎地答道:“以地形而言,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师长当即拍板:“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回到京水镇已经是夜里10时左右,刚刚吃过晚饭,商总司令就派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前来督促决堤事。商议中,定下两条原则:尽快完成任务;尽量缩小受灾地区。虽然决堤系重大军事机密,但当局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生命。商议之后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组织老百姓疏散,青壮年则留下来协助军队掘堤。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领命后,我马上着手准备。夜里12时,我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到达堤上,但见脚下河水潺潺,水位莫辨,一弯月牙儿在云中浮游,时隐时现。微风拂拂,十分凉爽。我们马上开始工作,岂料所带4支手电筒,非仅光亮微弱,且灯泡质量也很低劣,才用了一会儿,就全部烧坏。我看看表,已是6月7日凌晨两点钟了。考虑到事关重大,我不敢摸黑盲目选址,乃决定上车休息,待天亮后再勘察选址。5个人挤在车上,只能坐以当卧,人已倦极,但无人能睡,只能坐待天明。
      天刚亮,我们儿个人就顶着一头露水沿黄河逆流而上进行勘察。头晚没准备吃的,就只好饿着肚子干。河堤上,有一个冷清的关帝庙,庙中无人,庙门大开。我们全都进去了,对着红脸长须的关云长塑像磕了三个响头,还敬了香(用烟代)。那一刻,我们全都十分虔诚,十分庄重。我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股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自家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后,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决堤。我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至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大一些,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人民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朦胧,皆不能言。
      我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必须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答非所问,目光呆滞,像个热昏病人似的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我提高声调说:“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说,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我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
      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5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直到工兵连和2团9连的官兵来到堤上,我们才住声。
      我们马上动手画线,决定相隔50米掘两道决口。由大堤内侧对准河床底部平行掘进,决口外宽内窄,呈倒“八”字形。预计掘至河底,决口可宽至10米左右。放水之际,洪水从大口入小口出,压力陡增,更容易冲垮大堤。
      计划完毕,工兵连和9连马上按线开挖。不一会儿,参加挖掘的第2团、第3团官兵和众多民工也赶到堤上,分别从大堤南北两面同时动工,以加快掘进速度。
      待这一切安排完毕,大堤上已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我才驱车赶回京水镇复命。
      午后2时许,我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前往花园口。刚上河堤,几位平时与我称兄道弟惯了的军官便大声叫住我。第2团团长王松梅手里拿着张军用地图对我嚷道:“兄弟,你干了桩了不得的大事!我刚才认真察看了地图,你选这决口位置要是稍微向西偏一点点,不把贾鲁河利用起来挡水,那郑州还有平汉线上多少城镇,恐怕全成汪洋。由兄弟您主持决堤,虽使千万百姓葬身鱼腹,可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
      我对王松梅这话永不能忘,因为,它居然应验了。抗战胜利后,鬼使神差,我居然和我崇拜的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儿佟亦非结了婚,幸福地生活到现在。你说,这事怪不怪?
      我对王松梅说道:“我在中央军校受训时听德国教官教过军事地图学,那知识,好歹没有白学。”
      下午3时,魏参谋处长也亲临花园口决堤现场视察,对于决口位置之选定,颇为赞许,并说赵口决堤,迄今仍无效果,上峰已将希望完全转移到花园口。官兵闻之,群情振奋,工作更加卖力。
      魏参谋处长还通报了军情,说:陇海路以南西犯之敌,由平汉线突进甚速,情势极端危殆。
      当晚,闻郑州爆炸声甚烈,一刻未停,响至天明。那是已经作好撤退准备的我军在主动破坏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设施,即便日寇夺去郑州,留给他们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我们两千余决堤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心急如焚,乃日以继夜,猛掘不止。
      6月8日,担任掩护任务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15华里处与日寇骑兵接火,将前来侦察袭扰之敌骑兵击退。京水镇上,也抓住了几个日寇便衣,一时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监工的蒋在珍9币长立即下令,将师部由京水镇移往东赵集。
      为加快掘堤速度,张国宏段长亲自招募了大量附近居住的百姓,又到现场具体指导挖掘。河堤上军民混杂,人山人海。
      武汉统帅部每隔1小时便来电话催问决堤进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见黄河决堤,已对抗战大局影响甚巨。
      第1战区长官部也派战地服务队男女队员前来慰问鼓励。他们带来了白面猪肉,还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节目,为掘堤官兵打气鼓劲。
      快到中午时,魏处长再度由郑州赶来,代表商总司令慰劳新8师官兵,目睹掘堤官兵虽连续工作一昼一夜又半日,却毫无倦容。许多人已经双掌鲜血淋漓,用绑腿缠手,仍挥镐掘土,不肯休息。魏处长深为感动,当众宣布,如果在当夜12时放水成功,总司令部奖法币两万元。如明日晨6时放水,则奖1万元。
      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的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开掘工作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与黏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8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
      洪水涌进了决口,恰似两条黄色的巨龙在跃动奔突。我们目睹洪水急速向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
      也就在那一刻,两千多名已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与众多的民工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我们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我们也曾有过,那是4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无比悲痛地写道:“当放水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也,心甚痛焉。”
      6月10日,一早阴云翻滚,天光暗淡,至10时突然暴雨倾盆,竞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50米长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我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免感慨万千。面对着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几十年来才一直对涉及花园口决堤的资料都倍感兴趣,悉心搜集。
      今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敌军,“以水代兵”消灭日寇的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也是很大的。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然而,洪水也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依照1955年《治黄展览》公布的数字:淹没面积为5400平方公里,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洪水之中。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国的战争态势。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气焰嚣张的日寇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利敌之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的,仅一武胜关而已,一旦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花园口决堤后,由于形成黄泛区这一巨大地障,终于迫使敌人止步于平汉路以东,我国的唐河、白河流域及汉水中游方得以免遭敌铁蹄践踏。唐河、白河流域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正由于有了黄泛区这一地障,我第1、第5战区才分别得以在洛阳、老河口立足,与江南诸战区遥相呼应,从而确保西北、屏障陪都。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做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生存,后人是应该理解的。
      仅举当时一则国际电讯,便可明了。
      “巴黎6月17日哈瓦斯社电:激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顷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仑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仑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致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读此豪言壮语,怎不令我这白发苍苍的亲历者,泪洒江河啊……
      (熊先煜,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生前系重庆市文史馆员、政协委员。1938年,他在国民党新8师担任作战参谋期间,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以上是他在临终之前,首度向笔者开口,回忆这段峥嵘岁月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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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 2012-3-9 11:37:38
    1979年:中国海军迫近苏联航母
    作者:杨得兴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2075 字体: 【大 中 小】

      “明斯克”向中国示威
      
      1979年上半年,南海水域战云密布,为了支持入侵柬埔寨的越南当局,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决定派遣海军舰艇进驻越南金兰湾、海防等港口,对周边国家施加军事压力。
      仅仅加入苏联海军才一年的“明斯克”号航空母舰也奉命进入这片“是非水域”。“明斯克”号首任舰长科基拉耶夫说:“戈尔什科夫元帅(当时的苏联海军司令)命令我们大张旗鼓地编队航行,要让美国、日本以及和莫斯科作对的中国知难而退,不敢挑战苏越同盟的效力!”1979年2月5日。“明斯克”号偕同导弹巡洋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以及登陆舰“伊万·罗格夫”号从前苏联的乌克兰黑海舰队驻地起航,一路经地中海、印度洋,直向南海扑来。
      6月18日,“明斯克”号航母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水域。一直密切注视这支舰队的中国南海舰队迅速出动舰船进行伴随侦察。海南岛及西沙诸岛上的雷达站也全天候运转。6月19日,中国南海舰队分别从榆林、湛江、广州等地向南海派出3支海上侦察群,寻机对“明斯克”号航母编队进行跟踪侦察。
      
      两次丢失目标
      
      6月25日上午9时15分,南海舰队第二侦察群的舰载雷达在中国中沙群岛以东附近海域发现4个大型水上目标,经识别确认是“明斯克”号航母编队,第二侦察群指挥员立刻指示队属侦察船全速向目标方向追踪,并向其他两支侦察群发出目标航向方位。然而开足马力的侦察船尚未追出2海里,就因主机突然故障而停车,待将故障排除完毕时,目标却已消失在地平线外。
      接到第二侦察群信息的中国南海舰队第一侦察群迅速向目标海域开进,在距“明斯克”号编队24千米处用舰载雷达发现目标。中国侦察船再次试图全速接近目标,却因船队所处位置距目标尚远,且船只最大航速不及“明斯克”号编队的行驶速度,因而目标越追越远,错失了抵近侦察的机会。美国军舰也来“凑热闹”
      根据对苏联舰艇编队航向的判断,待机前出的中国南海舰队第三侦察群所属的“曙光—2号”侦察船于25日下午15时55分再次寻获目标,并于16时49分抵近“明斯克”号航母编队,这也是中国海军舰艇有史以来首次在如此近距离观察航母。从未近距离观看过航母的中国水兵被“明斯克”号航母的巨大舰体所吸引,但肩负重要使命的官兵们无意浪费时间,他们抓紧时机,利用照相机、摄像机等多种器材紧张地展开侦察记录工作。此时,中方侦察船还注意到,在“明斯克”号编队后方不远处跟着一艘第三国军舰,那是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洛克伍德”号导弹护卫舰,该舰从马六甲海峡开始便寸步不离地紧随苏联舰艇编队。科基拉耶夫还透露,后来“明斯克”号航母编队经过台湾海峡时,曾有涂有青天白日徽的反潜机从其上空掠过。中国海军“曙光2号”侦察船接近之际。“明斯克”号航母编队正以19.6节的低航速向东北方向行驶。不久后,南海舰队的另一艘侦察船K-429号也拖着长-长的尾迹从“明斯克”号航空母舰的左前方高速穿过。就在这当口,“明斯克”号航母舰长科基拉耶夫派出一架雅克36型垂直起降战斗机,飞至K-429号侦察船头顶盘旋监视,在确定中方船只并无威胁后。又飞回“明斯克”号甲板。
      
      航母率先“礼让”
      
      17时49分,K-429号侦察船从“明斯克”号左舷49度高速穿越,两船距离仅有50米左右。
      经过一段时间对峙后,K-429号侦察船进一步靠近“明斯克”号,直到距“明斯克”号仅2O米时才向左转向,与“明斯克”号平行航行。从如此近的距离望去,“明斯克”号航空母舰庞大的舰体如同移动的山墙横亘在K-429侦察船眼前,镶嵌在舰首的红星及俄文舰名显得异常醒目,中国官兵对此都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观察记录。
      “明斯克”号上的苏军人员显然对此感到不悦,旋即发出两短声鸣笛,示意“我舰将向左转向”,其用意是想把中国海军的K-429号侦察船挤走。对此,中方K-429号侦察船指挥员也随即回了两短声鸣笛,告之对方将随其左转,继续保持平行航向。不料,K-429号侦察船的汽笛偏偏在这时出现故障,只发出一个短声便不再发声,结果意思反倒成了“我船准备右转”。“明斯克”号舰长科基拉耶夫对此颇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他还是表现得比较大度,遂再次停车,以待K-429号侦察船从其舰首通过。在科基拉耶夫看来,这艘中国小船实在是太难缠了,K-429号侦察船足足尾随“明斯克”号舰队将近两个小时。
      
      老舰长感谢中国
      
      世事难料,1991年苏联解体后,曾对中国海防构成重大威胁的“明斯克”号航母将被韩国拆船厂肢解。正是中国人花巨资救难。才保全了“明斯克”号的金玉之身。如今,科基拉耶夫被聘为深圳明斯克公司顾问,每年都能来华看望爱舰。科基拉耶夫表示,“我感谢中国朋友,是他们让我的灵魂继续与‘明斯克’号连在一起。”
      
      选自《上海译报》


    二战德国婴儿师
    作者:朱维毅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2176 字体: 【大 中 小】

      “二战”后期,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支震惊世界的陆军少年师。其作战之勇猛、伤亡之惨重、结局之凄凉,在孩子兵参与战争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这支部队在二战以后却很少被人提及。
      
      德国娃娃兵重创加拿大正规军
      
      1944年6月7日,是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的第二天。刚刚踏上法国土地的加拿大第27坦克团担任了掩护大部队登陆桥头堡的任务,从诺曼底海岸向卡恩地区北部推进,目标是攻击并占领小城查尔堡。此刻,已经登陆的美、英部队正陷入与德军的激战,和他们相比,这支加拿大部队的推进异常顺利。由于制空权已经完全掌握在美、英空军手中,这里的天空已不可能出现一架德国战机。对于第27坦克团的那些从未踏入欧洲大陆的加拿大军人来说,眼下的行军似乎更像是一次和平环境下的出游,他们没有预料死神的到来会如此突然和迅猛。
      如从天而降,道路侧翼的山坡上忽然显现出一群德国Ⅳ型坦克,7.5厘米口径的坦克炮将密集的炮火猛砸过来,不待加拿大坦克团从突然打击中完全清醒,黑压压的德国步兵群就冲了上来。从他们的精良装备和奋不顾身的凶猛态势看,加拿大人以为遇见了党卫军的老牌主力师。昨日,第27坦克团在登陆后只和德军716步兵师有过短暂交手,并占据了上风。但今天的这支部队好像完全不同于716师。他们拼死冲锋,凶猛异常。第27坦克团抵挡不住如此猛烈凶悍的攻击,撤退很快变成了溃败。在德军3个装甲营的50辆坦克和一个步兵师的攻击下,28辆加拿大舍曼坦克被击毁,245个军人在他们参加欧洲这场战争的第二天就丧命异国,而德军方面仅有两辆坦克被击毁,4辆受损。
      这一仗。打乱了盟军在诺曼底半岛扩大桥头阵地的整体部署,蒙哥马利决定放弃对查尔堡的进攻。将进攻矛头指向卡恩。此时他才从情报中了解到。将这群加拿大汉子痛打了一顿的竟然是一群德国大孩子,这就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正式名称叫“希特勒少年师”,别名叫“婴儿师”。在德军系列中,他们服装上的标志是一个奶瓶。
      
      十六七岁的“孩子兵”披挂上阵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党卫军征兵局局长贝格和帝国青年局协商,要成立一支由1926年出生的志愿者组成的精锐部队,也就是说,只要在1943年内达到17岁者即可。此前德国征召兵源的最低年龄是18岁。战争打到现在,生产战争物资的任务落到了后方的妇女和老人身上,而在兵力补充方面,如果不降低法定的征兵最低年龄,德国就没有了后续兵源,于是16到17岁之间的“孩子兵”披挂上阵了。相应地,加入党卫军的身高条件也为之放宽,由原来规定的1.78米下降为1.70米。
      这一年,党卫军共征召了35000名这样的小兵,其中大部分人被运送到比利时完成了少年师的建制。因为这些小兵尚未成年,需要按照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兵种标准供应营养,他们每人每周要保证能喝到3.5公升的鲜牛奶,“婴儿师”由此得名。此外,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叶,在孩子兵这里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1944年3月16日,以后孩子兵们就可以抽烟了。
      1943年7月,希姆莱在向希特勒汇报孩子兵的训练和作战情况时说:“少年师比成年的军人更狂热和忠诚,是出色的作战师。”希特勒听后异常兴奋地说:“少年军人能和成年军人一样作战,敌人要舔自己的伤口了。”
      
      2万人打得只剩下500人
      
      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2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枪、70门迫击炮、37门野战炮、33门高射炮。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初战刚刚告捷,灾难性的打击便迅速到来。强大的盟军对该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000人战死,8000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师长维特被一发炮弹炸得肢体分裂,由麦尔继任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曾拥兵2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盟军。
      
      师长藏身鸡圈被俘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1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的覆灭震惊世界。纳粹德国人从此再没有把未成年人编入党卫军系列。
      
      选自《知识窗》2007.9


    鸦片战争武器真相
    作者:刘润堂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3114 字体: 【大 中 小】

      糟糕的滑膛枪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装备的标准轻武器是前装燧发滑膛抢。说实话,这实在不是什么先进武器。近代步枪武器技术的几个重要发明,比如起爆药、火帽、圆锥弹丸、击发抢机刚刚发明出来,来不及用在这种枪上。带有膛线,射程远、准确率高的线膛抢,就是俗称的来复枪,造价高,一直没有成为欧洲士兵的制式武器。
      前装燧发滑膛枪的最大射程不超过300码(1码约合0.9米),可以对人体进行瞄准射击的距离为100码。1814年,英国陆军的汉格上校写下一段话:“如果一个士兵的枪膛不是很糟的话(许多都很糟),可以打中80码外的人形靶、甚至是100码;但是如果一个士兵在150码外,被敌人用一支平常的枪打伤,那么,他真的非常倒霉;至于想用一支平常的枪,射击200码外的人,你不如改为射击月亮,命中的机会都是一样的。”
      前装燧发滑膛抢发射的速度不快,发射一次,需要经过12个步骤,即使是技术纯熟的士兵,每分钟射速也不过5发,这是平时的成绩。在实战时,能够维持每分钟两发就不错了。
      在战场上,士兵非常容易出错,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装填后,忘了将通条抽出枪管,一抠扳机,通条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自然无法再装填。另外,常见的错误是在忙乱之间,误将弹头而非火药塞入枪口,造成不发弹。士兵只能退出行列,站到后面,使出吃奶的力气。慢慢地把弹头挖出来。更麻烦的是,火枪是队列齐发的,那么多枪一起发射,许多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开抢,有没有哑火,往往多次装弹,把枪管塞得满满的。
      1865年,美国内战的战场上,人们发现有上万支步枪里塞了两颗以上的子弹,最多的一支塞了25颗弹头。
      
      清军武器不算差
      
      这时候,清军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冷兵器。但是也有一半的士兵在使用火器,主要是鸟枪和抬枪,数量最多的是鸟枪,属于滑膛枪,是用火绳发射,潮湿的时候不太方便。
      总体来说,鸟枪射程稍小于英军滑膛枪,抬枪射程要超过英军滑膛枪。鸟枪的射击速度,较之滑膛枪,可能不会相差很多,大约为每分钟两发。不过清军鸟枪、抬抢的命中精确度,较英军燧发抢为低。主要原因在于鸟枪、抬抢都是手工打造,较之英军燧发抢工艺粗糙,枪膛精度不高。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英军燧发枪每分钟发射5发,命中率90%;清军鸟枪每分钟发射两发,命中率70%。假设两军士兵各10名,射击同样距离的若干目标,在一分钟内,英军士兵可以发射50发子弹,击中27个目标;清军士兵可以发射20发子弹,击中14个目标。燧发抢效能约为鸟枪的2倍,这样的差距,完全可以利用清军的人数优势来弥补。
      相比之下,双方火炮性能差距可能更大。清军火炮的主要问题是,侵彻力不够和命中精度不高。侵彻力不够,主要是因为中国火药不好,命中精度不高,主要是火炮机动性差造成的。同样口径的火炮,清军火炮要重得多,缺乏可以灵活转动的炮架。那些重达5吨至5吨的大口径火炮,要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一点一点地瞄准,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然而,对英国军舰威胁最大的,恰恰是这些重炮。英军对清军火炮还是颇为畏惧,屡屡惊呼“猛烈”、“厉害”。
      
      弓箭赛过枪
      
      一半的清军使用火器,为什么不是全部使用火器?原来,清军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看家本领,弩弓,他们的弩弓在作战效能上,可能不比当时的火枪差。
      一般说来,古代弩弓的最大射程为500米,宋代的神臂弓最大射程达到500余米,清朝雍正皇帝更是自诩清军的弓箭为历代最强。弩弓的准确率很高,可以精确瞄准。一个训练有素的弩手,可以准确命中200码外一个人型大小的靶子。
      中学课本里,瑞典著名神射手威廉·泰尔射中自己儿子头上的苹果,用的就是弩弓。如果总督使坏,让泰尔用滑膛抢射,估计泰尔儿子的脑袋就要开花。
      弩弓的射速大约是每分钟三四发,操作十分简便,大家很难想象有人会装错。唯一的问题是,需要人手拉弦,发射次数太多,容易疲劳,速度减低。可是,火抢连续发射后,一样会因枪管发热。造成炸膛,或者子弹威力减弱的情况。
      弓的穿透力甚至比火枪子弹更强,神臂弓的箭可以穿透两层铁甲,普通火枪子弹未必能够做到。不过,箭的破坏力不如枪弹,伤口比较容易处理。箭也有优点,可以涂毒药,或者加装炸药。
      所以说,这时的弩弓威力超过火抢,甚至在英国军队中,常常有人提出恢复传统的长弓,拒绝使用糟糕的滑膛枪。
      
      刺刀改变战术
      
      清军火枪火炮跟英国相差不多,弓箭还要厉害一些,怎么输得那么惨呢?
      首先说说英军装备的一样不太起眼的武器…一刺刀。滑膛枪是一种射程近、射速低的武器,战斗中,白刃战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在刺刀发明前,滑膛枪兵必须有长矛兵保护。刺刀发明后,一个使用装有枪刺的滑膛枪的士兵,就是一个长矛兵,使用冷兵器的士兵不再是必需,导致战法和战术的进步。
      英军作战时,一般排成两列横队,队列中的士兵,不能做单兵机劝,站立装弹,立姿或跪姿齐射。横队周围有由散兵组成强有力的屏障,与敌保持接触,骚扰、杀伤敌军,并分散敌方火力,使己方队列不致过分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清军作战也须排成队列,又由队列组成各种不同阵势。列阵时,通常是重火器在前,其次轻火器,再次冷兵器。临敌时,在远距离上,以火炮轰击,稍近,开放抬枪;再近,则以鸟枪击打。三击不中,继之以冷兵器肉搏拼杀。结果,清军打仗恨不得排出十几列队伍。这种阵形。作战效能很低。由于清军只有半数多一点的士兵装备火器,英军全部装备火器,且枪支装有枪刺,当清军与同样数量的英军对阵时,实际是先用大约一半的火器兵,对抗全部英军,再用大约另一半冷兵器兵,对抗全部英军。
      为了协调冷兵器和火器部队的步调,清军整个阵列只能以缓慢的速度移动,战术机动性相当差,很难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发挥火力的有利位置。灵活的英军队形,往往能够成功地通过迂回等机动功作,对清军最薄弱处实施攻击。
      而在镇江战役的几次战斗中,英军尚未展开战斗队形,受到清军的袭击,遭到大量伤亡。
      
      以逸待劳的英军
      
      当时,清军的总兵力大约在80万人左右(包括八旗、绿营兵),在鸦片战争中,先后投入战争的大约有10万人左右。英军最初派出大约海陆军7000多人,最高增至两万人。从数字上看,中方占绝对优势,在具体的战役中,这种兵力上的优势未能显现。英方利用船坚炮利的优势,牢牢掌握制海权,也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
      为了防御英军可能的入侵,清政府在从盛京到广东的七个省,几十个海口都得设防,分到每个重镇,驻守的部队就在40000至10000,0。如此分兵,在每处都难以集合优势兵力,中英间的多次战役,中方投入的部队往往与英军相当,甚至处于劣势。
      交通不便,调兵速度的缓慢,加重中方的困境。1841年10月10日,英军攻占宁波,道光帝调四川建昌、松潘两镇精兵2000名,前往浙江征剿,等到该部风尘仆仆、历经2000余公里赶至前线,英军已经在宁波休整近半年,以逸待劳,清军怎么能不输呢?
      在这场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武器杀伤效果的差距,远比武器性能悬殊得多。清朝的失败。首先是制度上的失败,然后是技术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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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 2012-3-9 11:38:28
    选自《新人文》2007.8


    赵匡胤兄弟霸占两位“美女战俘”
    作者:张继合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3401 字体: 【大 中 小】

      赵匡胤,是封建社会屈指可数的几位开明皇帝。他手握重兵,获取天下,骨子里却属于文人品性。赵宋开国,曾君臣相约,“绝不以言罪人”。这个文治胜于武功的王朝,冤沉海底的政治犯,相对少多了——岳飞的“莫须有”罪名,实在罕见。
      和所有帝王一样,功成名就的赵匡胤也贪恋酒色,尤其他那位心胸狭窄、霸气十足的亲弟弟——赵光义,在对待被征服者方面,在处理漂亮女俘问题上,表现得极为下流无耻。赵氏昆仲分别霸占了两位著名的知识女性,两位女子,都是高级战俘,都是有夫之妇。一位,是后蜀皇帝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另一位,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皇后——周薇,也就是“小周后”。两名绝色美人、稀世才女,就毁在赵匡胤和赵光义贪婪的手上。
      先说花蕊夫人。有记载的花蕊夫人,至少四位。孟昶的宠妃名气最大,她原姓徐,也有说姓费的,蜀地青城人。可惜,红颜薄命,沦为风月场中的歌伎,孟昶四处选秀的时候,把她弄进了皇城。孟昶绝对是花花公子,《新五代史·后蜀世家》里说他:“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房中术,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恰巧,新进宫的徐小姐。也非常会玩。她的姿色和才艺令孟昶流口水,回时,还挖空心思找乐儿。比如,种牡丹、红栀子花儿,吃“月一盘”之类的新鲜薯片、制作“绯羊首”,建造水上的楠木、珊瑚宫殿避暑……有愿辄遂,当然快活。公元965年,赵匡胤6万大兵一到,他们就傻了眼。乖乖地踏上了进京受降的漫漫征程。
      成王败寇,礼遇再周到也是“阶下囚”。尽管赵宋封孟昶做了秦国公、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其实,宋朝皇帝非常鄙视蜀地国君。孟昶太奢靡了。一只夜壶就用七宝镶嵌,不知吃饭喝水的器具该做成什么样子。虽说高官得做,孟昶没得意一个星期,就稀里糊涂地死了。《宋史·列传》说:“昶,数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废朝五日,素服发哀。”
      这边尸骨未寒,那边就开始拉扯死者的老婆了。赵匡胤召见他垂涎已久的花蕊夫人,为了装正经,还当众斥责这位女俘虏,秽乱宫廷,迷惑君主。花蕊夫人见过大世面。文采又棒,随口做了一首《述亡国诗》。这两行句子,早就进了中国文学史,而且很有地位。
      诗曰:“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老爷们儿当家,凭什么把倒霉的过错记在俺小女子身上。我就是陪伴君王,照顾饮食起居的。寻开心可以,花银子可以,就是管不了朝堂上的军国大事。
      赵匡胤是明白人,自然欣赏眼前这位绝色佳人,于是,顺理成章地收她做了自家小老婆。《宋史》绝不可能记载这些寒碜事儿,(《辞海》则明确地解释道:“昶,降宋后,(花蕊夫人)被掳入宋宫,为太祖所宠。”宠,自然不是简单的欣赏与倾慕;意思很明白:将人妻女,据为己有。
      国土、臣民、财富,包括花蕊夫人这样的绝色女子,都是征服者的战利品。你再有才、再心高,又有什么办法呢?国家没了,一切等于零,男人都“爹死娘嫁人”了,何况是无依无靠的女人,她们只能变成案上鱼肉,任人宰割。似乎“为太祖所宠”,已属非常幸运了——皇帝起码没有践踏战俘的人格,反倒因花蕊夫人出色的胆气和才气,博得了更多的赏识。至于说,靠上新男人、新政权,花蕊夫人幸福与否?只有她自己知道。比较起来,活活儿戴上“绿帽子”的李煜,远不及过早咽气的孟昶。长期在老公眼皮底下、被赵光义强奸的“小周后”。更不如新恩满身的花蕊夫人。据传,花蕊夫人想替夫报仇,害死赵匡胤,苦无实据,只能姑枉一听。
      下面。再讲被赵光义霸占、惨遭凌辱的一代“美女兼才女”——小周后。
      李煜和小周后是一对天生的浪漫派。本来,李煜有一位结发妻子,可惜,年纪轻轻,死了。他第一个老婆叫周蔷,小名娥皇,史称“大周后”;第二个老婆叫周薇,小名女英,史称“小周后”。两位绝色女子恰恰是亲姐妹。大周后还卧病在床,李煜就开始惦记自己漂亮的小姨子。陆游在《南唐书·昭惠传》里记载:重病的大周后见妹妹出现在皇宫里,非常诧异。为什么妹妹来探亲,自己不知道呢?她故意试探道:“你什么时候来的?”年仅15岁的小妹妹随口答道:“来的很多天了。”一句话,漏了!此前,已经盛传皇帝和周薇私通。李煜还写了一首著名的《菩萨蛮》,刻画小姨子如何“剡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如何“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这首黄色小调很快传到坊间,成为当时人人传唱的流行歌曲。
      大周后立刻猜到了八九分,她悲愤而绝望地扭过脸去,至死没再看皇帝一眼。对于李煜来说,死老婆称得上雪中送炭的大好事。他假惺惺地办丧事、写祭文、立石碑……出完殡,便迫不及待地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
      968年,即大周后病逝三年之后,李煜欢天喜地地娶了如花似玉的小姨子。那年,小周后刚刚18岁。
      等待这个小女孩的是一段短暂的荣华富贵。帝王之家有的是金银珠宝,经得起后宫“可劲儿造”。小周后不但可以和皇帝写诗作词、唱歌饮宴。还抱着极大的“洁癖”到处熏香,她发明的“鹅梨蒸沉香”是颠鸾倒凤的必备品,起码有情调,刺激性欲,取名“帐中香”。小周后酷爱绿色,无论梳妆打扮,还是行动起居,都“绿”成了“化不开”。夜夜笙歌,简直美到了九霄云外。可惜,好景不长,赵匡胤的军队开到了。开宝七年,也就是974年,金陵城破,南唐政权彻底完蛋了。
      976年,元宵节刚过,李煜便含着悲凉的泪水,率领臣子、眷属,跪在了汴梁明德楼外。赵匡胤没要他的命,封了个“违命侯”的虚职,养起来了事。小周后也得了个称号“郑国夫人”。孔子说:“郑声淫”,想必郑国夫人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阶下囚,做不了发烧友了,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如果这样稀里糊涂地混一辈子,也算善终,但是,灾难说话就来。原因之一:李煜乱发感慨,天天泡在精美的诗词里,抒发亡国之痛。之二,小周后长得太迷人,以致倾人国、倾人城。尤其叫新政权的头头儿看在了眼里,大祸不远了。
      976年深冬,赵匡胤在“烛光斧声”中蹊跷地死去,暴病而亡还是蓄意谋杀,至今是个谜。皇帝换人,无关亡国奴痛痒,偏偏新登龙廷的赵光义是个粗暴专横的超级色狼。他早就对小周后流淌口水了。
      即便泡妞,也不像哥哥赵匡胤那么有风度,赵光义自视“胳膊粗”一一老子想谁就是谁。反抗?霸王硬上弓。看来,小周后并不驯服,宋家皇帝则毫不犹豫地使用了“铁腕”。灾难起于978年元宵节,止于当年乞巧节。长达半年之久,孤苦伶仃的小周后被赵光义连续强奸。
      这段屈辱的故事,的确惨不忍闻。喜气洋洋的元宵节,把小周后强行滞留在皇宫里。夜不归宿。显然,不合成例。李煜可怜巴巴地张望,心急如焚地探听消息。他根本就不敢进宫找人,黑暗的阴云笼罩在头上。他越来越感到不祥。15天之后,一乘轿子把形容憔悴的小周后抬回来。女人看也不看紧随身后、问长问短的丈夫,一头扎在床上,痛哭、大骂……
      李煜何等聪慧,他呆呵呵地站在床前,羞愧、悲愤、恼怒……可是,一个亡国之君,又能怎么样?即便绿帽子醒目地戴在头上,也得屈辱地接受。三千里地山河都丢了,枕边的女人又算什么?李煜活着就为受罪来的!
      宋朝人王銍在《默记》中说:“(小周后)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后主多婉转避之。”同时代,假托无名氏画了一幅《熙陵幸小周后》。熙陵,即指赵光义,他死后埋在河南巩县的永熙陵。明朝人沈德符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幅画:“太宗戴幞头,面黔黑,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女抱持之。周后有蹙额不胜之态……”
      做了亡国奴,男人都无可奈何。女人又能怎样?只能逆来顺受。想必,皇帝强奸妇女,不可能找画家当场“写生”,这些栩栩如生的画面与文字,都是想象出来的东西。但是,小周后被摧残虐待,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年七月初七,李煜42岁生日,无限凄婉。当晚,皇帝赐酒。其中搀入“牵机药”,李煜喝下之后,四肢痛苦地抽搐、颤抖,最吓人时,头和脚抵在了一起……他流着眼泪,死在了惊恐万状的小周后怀里。可怜,一代词人,就这样离开了这个爱恨情仇的世界。“元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空余小周后了。没有确切记载,她和赵光义究竟后文如何,只知道。李煜遇害那一年,周薇也步其后尘,香销玉陨了。享年28岁。


    武则天乾陵坏了大唐国运?
    作者:倪方六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1929 字体: 【大 中 小】

      “奶头山”风水阴气太重
      
      民间认为乾陵的陵址是由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择定的,但民间关于乾陵的选址问题不只一种说法,还有一种传言刚好相反——这块风水宝地是由长孙无忌和李淳风选定,袁天罡反对。
      乾陵所在的梁山因地貌酷似女性的一双美礼,当地人又称“奶头山”。此山近看奇伟,远观则低平,袁天罡认为阴气太重,弄不好李家的龙脉会让一个女人所伤,坏掉大唐的千秋好事。袁天罡的理由似乎很充分,梁山在九峻山的西面,而大唐的龙脉在其东,他认为已葬入李世民的昭陵所在的九峻山为大唐龙首。按堪舆术中的风水位序说和传统的封建葬制,儿子李治应该葬在老子的下首,从下方的金粟山、嵯峨山、尧山一带择选。
      长孙无忌和李淳风称是万年吉壤,袁天罡的意思则是“葬不宜”,面对截然相反的说法,李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昭仪武则天听说后心中窃喜,袁天罡曾算过有武姓女人要侵犯大唐,据说李治为此杀了不少武姓之人。更玄乎的是,袁当年曾给冒充男孩的武则天看过面相,称“若为女,当为天下主”。梁山风水格局不正好暗预她的命象?于是力劝李治不要犹豫,听舅舅长孙无忌的话没错,梁山陵址就这么定下来了。袁天罡知道皇帝的金口玉言难再收回,当时长叹“代唐者,必武昭仪”,此后果然应验。
      但对袁天罡的分析,长孙无忌心里也犯嘀咕,陵寝建成后从名字上找点平衡。时有大臣建议陵名定为“承陵”,取承继父亲李世民昭陵龙脉之意。长孙无忌则根据梁山位于西北,易理上属“乾”特征建议叫“乾陵”。不是说梁山阴气重吗,乾属阳,为上;坤位下,属阴,卦义为顺——“阴阳相合定乾坤”,李治心中方释然,乾陵名定。
      很明显,上述民间关于乾陵择址上的传说是一种附会。仅以陵号来说,就不可信。实际上,乾陵的名称是根据李治死后的谥号而来,由武则天钦定。李治谥号“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乾陵中的“乾”,取谥号中“天”之意;《周易》中,乾卦为“天”卦,各爻取龙为象。另外,武则天死后谥“则天顺(大)圣皇后”(“武则天”一名由此而来),也有一个“天”字,定名乾陵合正理。
      李治初即位是颇有一番雄心的,但他后来患了头晕症,“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只好让聪明能干的武则天助理各项事务,权力欲极强的武则天借机控制朝政,形成朝中“二圣”局面。
      
      重启乾陵地宫“乱”了大唐龙脉?
      
      67岁那年,武则天如意当上了皇帝,但之后乱上加“乱”,广蓄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这些面首(情人),野史称后宫“面首三千”。最不敢恭维的是,李世民李治父子同玩武则天一个女人,武则天更风流,与女儿太平公主一起,母女共享一个男人薛怀义。这大概是中国古代帝王史上的绝版景观吧。
      但这些只能算是武则天的生活问题,并不算严重,风水先生认为她真正坏事的“乱”,是动了大唐的龙脉,坏在风水!除了上面说的择址在李世民的昭陵西侧,“风水位序”错乱外,还因为在李治入葬25年后,重启乾陵地宫一事。根据封建帝王丧葬规制,皇后先死,皇帝可以开启地宫归葬;而如果皇帝先死,则将地宫封死,以后别人再不得扰动,即“尊者先葬,卑者不宜动尊者而后葬入”,只能在陵附近择址另建。可“位卑”的武则天要“乱”就乱到底,“乱”到要害上:偏偏要掘陵“归陵”。
      当了16年皇帝的武则天病死于洛阳,终年82岁(也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少有的高寿皇帝之一)。她自知篡位罪过深重,临终遗嘱,“袝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顺)圣皇后。”次年5月,由李显亲自护送梓棺回长安,三个月后与李治合葬乾陵。说来也怪,武则天这么一“归葬”,问题真出来了。虽然之后出现了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开元盛世”,但大唐的国运就此埋下了祸害,社会矛盾加深,风波不断。
      大唐王朝自公元618年李渊受隋禅,至公元907年最后一位皇帝昭宣帝李枧禅于梁王朱全忠,共传20帝,历289年:包括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周”的16年时间。此后,中国历史上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时期,即“五代十国”。李家陵寝的龙脉受伤,导致大唐国运衰败,矛头首先指向武则天的乾陵。
      除了乾陵影响了大唐国运外,后期陵寝屡遭破坏,也让李家的风水宝地泄了王气,加速了大唐的灭亡。
      李治与武则天的乾陵真有那么神吗,让大唐国运受伤?如果说风水位序乱了,那李世民将他父亲、开国皇帝李渊的献陵选择在泾水之东(昭陵下首)又怎么解释?不是风水被破坏加速了大唐的衰败,而是大唐导致了帝陵遭盔,这才风水不好,根本原因是封建帝王和社会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实际上,风水又算何物?乾陵坏了大唐国运不过是附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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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 2012-3-9 11: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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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开古代镖局的神秘面纱
    作者:古 或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2799 字体: 【大 中 小】

      小说中的镖局
      
      在一个小说中有关于镖局的一段描写:
      一日,一位江湖侠士到某镖局登门造访:“各位当家的,在下有礼了!久闻贵镖局各位武艺高超,在下粗识兵器,略通拳脚,今日登门,特来向各位讨教,为的是以武会友,望各位当家的不吝赐教!”众镖师摸不清此人来路,也从未在江湖上听闻此人,总之,孤身上门挑战,定是来者不善,打不打?打吧,若输给他岂不是丢镖局脸面,不打吧,那不是当了“缩头乌龟”?正在大当家的犹豫之际,一位镖师纵身跳出,手中一横镔铁盘龙棒,喝道:“在下某某不才,陪你过上几招。”说着……其实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比较有名的大型镖局,往往直接或间接结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一旦上门挑战,无外乎是潦倒的习武者来寻救济,要么是真有本领的武林高手希望到镖局工作,或者是一些秧子们(富贵或者官宦人家的衙内、公子)来捣乱。
      凡是遇到这种事情,镖局的规矩是:以札相待,忍让为上,不被逼到万不得已的份上,决不动手伤了和气。而上门闹事的人呢,也知道镖师不是泛泛之辈,真要劝起手来,吃亏的往往是自己。所以,前来寻求救济的习武者只要能得到镖局几两银子的周济,一般会抱拳谢礼而去。至于那些秧子们,也就是说上几句奉承话,哄哄他也就罢手了。
      我们知道镖局的主要业务是走镖,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和镖局走趟镖,感受一下镖局的一些规矩吧。
      
      水路三规
      
      走水路镖,泛舟而行,得免鞍马车骑之劳,称得上是件美差。那么,水路镖为什么会是件美差呢?是不是走水路镖就跟旅游似的,任意行事而无所顾忌呢?
      其实不然,水镖大多沿运河而行,途经地区多属富饶之地,虽然铤而走险的盗贼相对来说比陆路要少很多,但是水路镖同样存在着难以预料的变数。因此,要想一路平安不出岔子,必须遵守水路“三规”。
      第一规是“昼寝夜醒”。白天除了值班的镖师以外,其余的镖师都进舱酣睡,直到红日西斜才走出船舱,准备夜晚上岗。因为白天几乎不会发生拦河抢劫的事情,只有夜晚贼人才常常会前来偷袭,或偷或抢,镖师不得不防备。
      第二规是“人不离船”。运河沿线多是人烟稠密的地区,城、镇、村、集数里相望,一些繁华地段,茶楼、酒肆比比皆是。不但献艺者、卖唱者出没其间,村会、社戏亦属常见,运河之中“花船”、“江山船”(这些都是载妓女而行的船)经常是笙、管、笛、萧歌舞翩翩。但是镖师决不能登岸围观或者移船观看,因为走神将意味着失镖,镖师们不但不会离开船去看热闹,也不会离开船去追贼,怕中贼人调虎离山之计。
      第三规是“避讳妇人”。船家以船为家,妻女同舟,船家女在封建社会中是最开放的女性。而镖师多是阳刚豪爽的汉子,按照旧小说中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的套路,那将是一路行舟一路情,郎情如意姜情浓。其实不然,镖师向来重视武德,船家女亦守妇道,皆知自尊自重,恪守封建道德规范。
      
      陆路镖的“三不住”
      
      按理讲,陆路镖都处于平原,一路上镖师多是骑马护卫着镖车。一旦贼人出现,就能迅速灵活地做出反应,没有多少可担忧的事情。其实事实没那么简单。特别是当走镖投宿到一些较大的村镇过夜时。更须事事留意,处处小心。因为这种村镇的地方势力一般都比较强。一旦惹上麻烦,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因此,“三不住”依然是镖师的出行原则。
      一不住新开设的店。因为镖师一般都是走固定的镖路,对沿途客店均很熟悉,并和店家结成了好朋友,对新开设的店由于不知道底细,总是驱车直过,决不留宿,怕遇见《水浒传》里张青、朱贵式的店,闹个人财两空。
      二不住易主之店。老店突然易主,必定有其原因,在没有弄清之前,镖车对这种店总是敬而远之,怕老店易主之后,成为贼店,贼人埋伏在先,单等镖车到来。所以镖车在未进村镇之前,镖师中总是策马先行一个,前去打听一番,以便掌握真实的情况。
      三不住娼店。所谓娼店,就是旅馆、妓院功能二合一的客店,这种客店门前总是站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卖弄风姿,招揽客人,娼店的客人正经人少,歹人比较多,难免会有明者为嫖娼,实际上是来偷盗的贼人。
      
      进店三要
      
      按理说镖师押着镖车走了一天,到了旅店应该好好休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可是如果不好好休息,第二天走镖肯定是会困乏的,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打疲劳战不会失镖吗?
      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住进店以后,镖师并不急于休息,而是要按照“进店三要”的规矩,首先在店内巡视一遍,看看有无“异相”,以防被贼人“瞟上”。二是要在店外巡视一遍,看看有无“异风”,以防被人“贴上”。三是要进厨房巡视一遍,看看有无“异味”,以防被人暗中下药。
      所谓“异相”,就是店里有可疑的人。“异风”就是店外可疑的迹象,“异味”就是厨子食品中作手脚。如有异相、异风当立即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如有异味,就宣称大家已经“打过尖了(吃过饭了)”,等晚上关上房门,再吃些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
      吃过晚饭以后,除了值更者以外,镖师都要上炕睡觉。北方人睡觉的习惯都是头枕炕沿,图个暖和,免得窗外寒风吹着头部。可是镖师一年四季都是头靠近窗户的一边睡觉,脚蹬炕沿,因为这样一是便于视听窗外的动静,二是一旦有情况不用翻身下炕,只要一蹿,就能着地。一般人上炕时总是鞋的后跟向外,下炕时再倒过来穿上,但是镖师却养成了脱鞋上炕时就把鞋倒过来的习惯,让鞋跟向着炕,一旦出事,跳下炕来也就穿上了鞋。镖师的这些习惯都是在血的教训中养成的,因为一旦发生夜袭事件,刹那之间,生死已定。
      
      睡觉三不离
      
      镖师睡觉是有规矩的,据方彪先生在《京城镖行》中介绍,入睡时,镖师必须要执行“三不离”的“睡法”。
      第一是武器不离身。这条规矩的目的不言而喻,一旦手无寸铁,镖师比常人也高明不了多少,电影里的武打镜头都是拳术,八卦掌、鸳鸯腿之类的套路,使观众眼花缭乱,其实真正搏杀起来,是你死我活的拼命,有谁会靠拳头取胜?所以,兵器是决不可离身的,特别是“腰间之物(清末时的手枪)”不但决不离身,而且决不示人。贼人的规矩是不许向朋友借腰间之物一用或者一睹。镖局中的人久和贱人打交道,也知道“借抢”和“下枪”的关系,所以也以借腰间之物一用、一睹为大忌,怕遭人暗算。
      第二是身不离衣。镖师在旅途中一年四季都是和衣而卧,因为一旦出事,绝对没有穿衣服的时间。北方的冬天更不是赤膊上阵的天气,镖师一旦听到动静,翻身下床就能对阵,这才是硬道理。
      第三是车马不离院。镖师进店以后,就有值更的负责看护马车,院外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镖师均不管不问,怕中“调虎离车”之计。
      
      三会一不
      
      如果说“三不离”的规矩有点“可笑”,那这条规矩连可笑都算不上了。但往往是这些不是规矩的规矩,或者说常识性的东西才是镖师在镖路上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规矩。
      走镖是一件辛苦的事情,特别是走北道的镖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从北京城出来过昌平州就进入了山区,长城蜿蜒于燕山之间,有许多的关口,如古北口、冷口、喜峰口、杀虎口等等,所以一出长城就统称为“口外”了。当时口外人烟稀少,不论东路还是西路,食宿都很不方便,镖车在途中一旦出点差错,就会造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局面,只好就地风簧露宿了。所以,走北道的镖师们都在传授徒弟的时候。教授其“三会一不”的技能,慢慢地成了一种规矩,因为不懂得“三会一不”,还真走不了北道的镖。
      三会首先就是得会搭炉灶。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地,路遇风霜还是雪雨,镖师们都得会因地制宜、因天制宜地搭起一个大炉灶,埋锅做饭;其二就是会修鞋。旅途之中如果鞋子发生了问题,是很烦人的,所以出远门的人要备有新鞋,但是新鞋上脚别扭三天,因此镖师们都得会修鞋,以保自己的脚不受委屈,得到很好的休息备战;三是会理发。一路之上风尘仆仆,胡子头发乱成一团,过城镇村屯时,免不了要去拜访地方势力,如果一副狼狈的样子,就容易被人看轻了,所以镖师要理过发以后再前往。理发刮脸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气宇轩昂地前往会晤地方头面人物,一者不跌份,二者也显示镖局的气派。
      “三会”之外,还有“一不”。这“一不”就是不洗脸。口外冬季寒风凛冽,春秋风沙扑面,夏季骄阳似火,用土碱洗完脸之后,凌厉的风一吹,像刀子一样就把脸给割破了。所以在北道走镖的过程中,“洗脸”和“到家”是同义语,年轻的镖师欣然说“明天该洗脸了”,也就是明天该到家了。
      
      客镖三忌
      
      走镖有时保护的不是财货,而是旅客,因此被称之为“客镖”。想来保客镖应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吧?你想啊,镖是活的,匪徒来了可以跟着镖师跑,安全的时候大家唠唠嗑,打发一下旅途的寂寞,多好啊!可是实际上保客镖并不如想象那么简单。
      要知道能雇用镖师护驾的旅客肯定不是平民百姓,这些旅客大多是上下任的官员,或是迁居及回籍探亲的富商大贾。他们不是有权,就是有钱,或是二者兼备于一身,毕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雇请镖师护驾都是携带眷属、携带钱财的阔主,是贼人算计偷袭的对象,不但目标大,而且行动不方便,所以保客镖比保货镖还要难,不但不能丢镖,而且还要给大人、小姐、老爷、太太们以诸多方面的安全感。
      保客镖有“三忌”的规矩:
      第一忌是忌问囊中何物,只问一旦发生意外时,哪件行李是必保之物。因为财聚于身德失于心,旧社会发财的人,发的多是不义之财,最怕露白,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怕“曝光”。为商者害怕“曝光”后树大招风,为官者怕“曝光”后御史闻风参奏。
      第二忌是忌同雇主“宝眷”接触。高官富贾大多是三妻四妾,平日家居,金屋藏娇,最怕戴绿帽子,甚至男仆人都不许进入二门。但是旅途之中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均无法回避镖师,所以心中总有些异样之感。因此镖师只和男主人一人打交道,这样一是可以让大人、老爷们放心;二是也避免太太、小姐提出些不好解决的问题,造成不愉快。
      第三忌是中途“讨赏”。因为中途讨赏往往被视为敲诈勒索,即使是意外之事开口借钱也会被认为是企图“讹一笔”。一般来说平安到达终点后,雇主总会酬劳镖师一宴,并给些赏银,这就是镖师的外快。
      如果违反这三忌,往往会带来一些不愉快,影响镖局以后的生意。况且雇主都是有钱有势之辈,即便是下任的官,凭三寸官帖,仍然可以给镖师些颜色看看。所以三忌之道,实为走客镖的路规。镖局的规矩不是什么人定的,而是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的,既代表了镖局的利益,也代表了镖师的利益,同时也包含着雇主的利益,可以说是十几代镖师用血的教训写成的经验总结,在自然形成的过程中得到了自觉的贯彻执行,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同时在执行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得到了完善,逐渐达到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标准。维护这些规矩的思想基础是镖师的武德之道,执行这些制度的外在力量是群体的凝聚力,持之以恒的原因是这些规矩和嫖师是浑然一体的。
      
      选自《科学奥秘周刊》
      2007.11.02


    皇帝一天的24小时
    作者:张 波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2270 字体: 【大 中 小】

      皇帝穿什么衣服
      
      清朝皇帝的服饰既保留了满族服饰中的风俗,又沿袭了中国历代皇帝“崇尚黄色、衣纹云龙”的传统,在黄色龙袍上缀有象征皇权的日、月、星辰、山、龙、火等12个图形。
      清朝皇帝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大典祭祀和朝政时穿礼服,即朝服和衮服,年节喜庆的日子穿吉服,又称龙袍,平时穿常服又称便服,帽子要与衣服配套,分别为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皇帝的衣服不但种类很多,而且更换频繁,有时一天要更换好几次。
      按照清代后妃制度,皇帝的祖母为太皇太后,母亲为皇太后,皇帝每天早晨穿戴整齐后,首先要向她们一一“请安”,以表示对长者的孝道与尊崇。
      皇帝请安完毕,就开始早读。早读内容是前朝历代皇帝的《圣训》和《实录》。所谓《圣训》,是前朝皇帝告诫臣下的诏令、言辞语录,《实录》是历代皇帝统治时期治国的编年大事记。
      清朝先帝们的《实录》、《圣训》,有一套存在紫禁城的内阁大库,每次要提前一天,由专人打开库门把书拿出来,用黄绫缎包裹,再装进楠木匣子。第二天一大早送到皇帝读书的地方,即乾清宫左侧的弘德殿或养心殿西暖阁。
      清代皇帝用一天中精力最充沛的时间学习先祖的圣训,无论严冬酷暑,从不间断。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领会之后,他们再调整、制定出自己的统治策略。
      
      皇帝每天吃什么
      
      清代皇室沿袭满族的饮食习惯,一天两次正餐,就是早膳和晚膳。早膳在上午八九点进行,晚膳在下午一点到两点进行,夏秋两季则要早一个小时。两次正餐后,各加一顿小吃。
      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做御膳时,内务府大臣负责监督。皇帝平时吃饭的地点,大多在寝宫和办事场所。传膳时,由御膳房太监负责把3张膳桌拼在一起,铺上桌单,手捧红色漆盒的太监们将各种菜肴、饭点、汤羹等迅速端上饭桌。
      皇帝就座后,传膳太监先亲口尝尝,然后皇帝才开始吃。试毒牌是一种银制的半寸宽、3寸长的小牌子,中国古人认为如果饭里有毒,牌子就会变色。
      皇帝吃饭是一个人单独吃,如果没有旨意,任何人都不能和皇帝一起吃饭。一般是主菜八品、小菜四品,再加火锅、粥、汤等。主食有米饭、面食及糕点多种。
      
      皇帝如何处理政务
      
      上午9点30分到11点,是皇帝上朝理政、办理公务的时间。皇帝处理政务一般分为日常的和特殊的两种。像御门听政、宫中日常视事、接见外国使臣等,属于日常的政务-重要的典礼像登基大典、大朝会、皇帝生日、皇帝大婚等属于特殊的政务。
      皇帝在吃早饭时,太监会把请求召见的王公大臣们的牌子递上来,叫做“膳牌”,由皇帝决定饭后召见谁。饭后,皇帝开始批阅大臣奏章、召见大臣。召见时,皇帝要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然后下发谕旨。
      皇帝处理政务的另一种方式是御门听政。清朝初期规定,皇帝逢五(即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要视朝,但是,政务繁忙的顺治、康熙皇帝几乎是每天听政,而且听政的时间多在黎明,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御门听政时做出。
      自嘉庆以后,皇帝渐渐懒惰。成丰之后,御门听政便废弃了。到了同冶、光绪两朝,皇太后垂帘听政,处理政务便变成另一种方式。
      皇帝每天上午处理完政务后,如果还有没批阅完的本章,或还有一些其他没办的事情,下午还可以继续办理。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两点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饭的时间,据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皇帝在办公和学习之余,也安排娱乐活动。清宫中的娱乐活动有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欣赏文物古玩,放风筝等等。由于每位皇帝的爱好不同,娱乐内容也不尽相同,最普遍的娱乐活动是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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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 2012-3-9 11:39:37
    皇帝住在哪里
      
      晚上7点到9点皇帝要祭拜神灵。撒满教是满族信奉的原始宗教。另外,清宫中有专门供奉佛、道的场所40余座,分布于宫中各处。皇帝每天早晚进佛堂烧香,每月初一还要读佛经,并到各殿神佛前拈香。
      此外祭祀天地、太庙和社稷,皇帝要亲自参加,全年约10余次。
      满族人入关以后,仍沿用明朝的规定,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但是清朝皇帝住到乾清宫的只有两个,顺治和康熙,雍正以后各代皇帝,都住在养心殿后殿。皇后和嫔妃们分别住在东西六宫。
      按照皇室家规,幼年即位的皇帝年满15岁,就到了成婚年龄,大婚典礼后,新婚夫妻在坤宁宫东暖阁洞房同住三天,然后各自回自己的寝宫。
      平时,皇帝不能到嫔妃宫里过夜,皇帝如果想要哪位嫔妃陪他睡觉,只能把她们召到皇帝的寝宫里来。被召幸的嫔妃,当晚不再回到自己的寝宫,但也不能整夜住在皇帝寝宫,所以就在皇帝寝宫的附近,设有临时住处。除日常生活和处理政务以外,清代皇帝还要主持一些特殊的大型活动,如万寿、大婚、丧葬以及外出巡视等。
      清朝皇帝与以往历代皇帝相比,他们的生活空间大得多,如康熙皇帝曾三次亲征噶尔丹,多次赴五台山、东巡、南巡,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遍游苏杭胜景。
      康熙、乾隆皇帝几乎年年都举行狩猎活动,同时召见蒙古王公。但是到了清朝后期,出巡和围猎活动就基本上停止了。
      
      选自《知识窗》


    古人如何断案“性骚扰”
    作者:彭湛峰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1565 字体: 【大 中 小】

      现代人对“性骚扰”一词都熟得很。“性骚扰”一词为现代人所发明,但此类行为却不为现代人所独有,晚清文人陈炽在他的《庸庵笔记》里就有记载。
      有一男子在路旁小解,恰好被一妇女撞见。此男子非但不回避,反而大耍流氓,一边继续撤尿,一边笑着用手指着自己的生殖器。彼时女子和现代女子不一样,哪见过这场面,顿时号啕大哭,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回家后就上吊自杀了。案子送到了刑部,大多数人认为该男子行为可恶,但一无手足勾引,二无语言调戏,只能拟为“缓决”,也就是死刑暂缓执行。从今天的观点看,这一量刑已经是相当重了,但彼时法律与现代法律不同。清代律例规定,凡调戏妇女企图诱奸而未成,致使被调戏妇女羞愤自尽的,要判处“绞监候”,这是一个死罪,但要在每年的秋审时再作决断——杀还是不杀。这是个比较模糊的问题,要由朝廷大员在秋审时一起决定,此前刑部必须拿出个意见供会审官员参考。一般来说,这个意见都会获得通过。那个耍流氓的男子就死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多数刑部官员认为判个“死缓”就够了,可刑部有个司员一口咬定“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于是此案被拟定为“情实”,也就是说该杀,这两个字就送了那个小流氓的命。
      没过多久,又出了个类似的案子。一个私塾先生,上课上到一半,起身到室外僻静处小解,偶一抬头,却见对面楼上有一少女倚窗眺望,塾师不禁对那位少女笑了笑,那少女脸色大变,马上关了窗。私塾先生小解完毕,像没事一样回到课堂。没过多久,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说是对面有一少女上吊身亡。私塾先生一听,不由得拍桌惊呼:“哎呀!今天错了。”教室里恰好有一学生是少女的弟弟,急忙回家探视。女儿死得莫名其妙,父母百思不得其解,一听儿子说起私塾先生的异常举动,觉得大为可疑,立马报官。私塾先生被捉到官府里去,判了个“绞监候”。案子到了刑部,还是上次那个司员,坚持“虽无实事,其心可诛”,最后拟为“情实”,又送掉一条性命。
      读了这两则故事,那些有“性骚扰”癖好的大概要暗自庆幸——真是赶上了好时候,不然,多少脑袋都是不够砍的。“刀笔杀人”的厉害可见一斑。但我们不禁要问,那个刑部司员为何道德感如此强烈,对可杀可不杀的嫌犯非得杀而后快呢?
      其实,与其说那个刑部司员心太狠,倒不如说当时的法律太严酷。在现代根本构不成犯罪的行为,在那时却要问成死罪,法律严酷至此,原因何在?案子发生在晚清,但根子却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上。
      古人断案,十分强调犯罪动机。而这一传统,最早发端于汉儒董仲舒。
      西汉武帝时有一起伤害案。甲的父亲乙和另一人丙发生口角,由动口升级为动手。丙抽出佩剑要去刺乙,甲眼看着父亲要吃亏,赶紧抄起一根棍子朝丙打去。没想到丙没有打着,却结结实实打在自己父亲身上。旁人看见甲打伤父亲,就把他抓起来送到官府。汉律规定,殴打父亲是砍头示众的大罪。这个案子如何判法,汉朝的法官吵成一团,都拿不定主意,于是请出当时的大学者董仲舒。董仲舒说,父亲是最亲的人,见父亲危险,当然要去救援,拿棍子打人是为了救父亲,不是为了害父亲,“志善违于法者免”,没有犯罪动机怎能定殴父罪呢?所以甲应该定无罪。于是,“原心问罪”就成了古人的法律传统。后人更上一层楼,就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那一套。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不管外在行为如何,只要法官大人认定你心存恶念,就可定罪问刑,“腹诽罪”、“文字狱”、“思想犯”都是打那里出来的。
      古人是否认同当时的法律,这个问题我们已无法去问古人了,只能从他们的文字中寻找蛛丝马迹。陈炽在他的笔记里说,那个心狠的司员在一年后与人打麻将时突然暴毙,就是“刀笔杀人”的报应,大概陈炽是不完全同意这两起案件断法的。
      
      选自《龙门阵》



    7000年前少女遇害案
    作者:赵争耀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2226 字体: 【大 中 小】

      12年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春茂、阎毓民主持发掘了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零口村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的一座单人墓葬,使常年跑野外、发掘过许多墓葬的考古人震惊:墓葬中,一具少女骨骼上共有35处损伤。12年后的今天,当考古专家们看到由省考古研究院编写的考古发掘报告——《临潼零口村》时,禁不住潸然泪下。
      
      身受重伤的“零口姑娘”
      
      1995年冬,考古工作者在临潼零口村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清理了一座单人墓葬(考古编号M21)。这座墓坑呈圆角长方形,长1.60米,宽0.60米,深0.40米,墓葬中一具骨骼保存基本完整,但蹙到严重的损伤。尸骨上共有3,处损伤,其中骨叉损伤12处,骨笄损伤15处,骨镞损伤2处,致伤物不详的损伤6处。这些损伤分布于颅骨、脊椎骨、盆骨、骶骨及肢骨等许多不同的骨骼、不同的位置、受力于不同的方向。保存在尸骨内的器件共18件,其中骨叉、骨笄各8件,骨镞2件。
      考古报告中详细记录了骨器损伤的朝向(骨器射来的方向),分别是:前右方9处,前左方12处,后左方2处骨叉伤。合并后为右面15处、左面14处、前面22处、后面7处。以上骨骼损伤的位置、朝向、形状、大小、严重程度等都不相同,不是自杀者或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专家初步认定:死者是被多人以暴力残杀,骨骼损伤均未见愈合迹象,表明受伤者很快就死亡了。经鉴定,死者为女性,年龄仅有15-17岁,墓葬的年代距今6450-7300年。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研究员张在明说,1996年1月,我们震惊地看到了这位少女的部分推骨,并把她写入了《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当时是这样写的:“在其12号墓(当时的编号)中,一具少女骨架的3根肢骨被扭断。左手无存,从头骨到盆骨插有17件骨镞或骨笄,有的还穿在骨骼之中,极为罕见,从中可见当时惩罚手段之残酷。”看了发掘报告,才知道错了,凶器不是17件,而是18件。
      
      7000年前原始部落的“盛大节日”
      
      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这位少女的墓,并用文字、图表、照片记录了墓地、死者骨骼和骨器的情况,忠实地反映了远古的那一页历史。在读完《临潼零村》的考古报告后,从事了几十年考古工作的张在明和省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刘彦博心潮起伏,思绪仿佛一下子回到了7000年前渭河之滨那个部落的“盛大节日”。
      场景一:日出时分,少女被带了出来,她可能是一位极美或极丑的人,也可能是一位践疾人(民族学资料显示,许多原始部落认为,这类人最有可能被魔灵附体,给部落带来灾祸)。
      场景二:几个男人用木棒和石斧打。这时的少女尚未被捆绑,她抵抗着,用双手护着头。粗大的木棒和石斧打断了她双手的手腕、双臂和双腿。
      场景三:几个男人按住少女,用锋利的石刀割下她的左手,捧给坐在高处的酋长。首长念着咒语,将沾满鲜血的手掌用石锤砸扁,投入火中。
      场景四:少女被剥去衣服,捆绑在一根木柱上,几个男青年在不远处用鹿筋弓向她瞄准,十余支箭射中了少女。男青年上前拔出骨箭,有2支箭秆被折断,骨镞留在了少女的胸内和腹内。
      场景五:血肉模糊的少女还有气,她还没有死。酋长一声令下,除过孩子,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少群起上前,男人用骨叉,女人用骨笄,戳刺少女的头、脸、身体和四肢。由于用力过大,至少有18件凶器折断在少女体内,其中用力最猛的8件深深地插在骨骼里。
      现场可能还唱着,喊着,一幅多么熟悉的画面。
      
      哪里来的那么大仇恨
      
      “在?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锋利实用的骨叉、骨镞、骨笄还是比较珍贵的。在原始部落,除过骨镞外,一个成年男子的武器,一般每类也就两三件,打猎时,刺入动物体内的骨矛、骨叉、骨镞一般都会拔出来重复使用。”专家分析认为,18件骨凶器折断在少女的体内,甚至插在骨骼里,除证明用力之猛、仇恨之深,还说明伤害少女的凶器要远远多于18件,行凶者要远远多于18人。考古报告称,少女尸骨上共有35处损伤,这仅仅是可以看到的骨骼损伤。除此之外,少女受到的肌肉损伤应该有数百处,参与行凶的可能有近百人。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研究员张在明说,从报告看,当时的零口人住在比半坡还要简陋的半地穴式的草拌泥房子里,以农业种植谋生,也饲养一些猪,歉收时,就进行打猎(主要是鹿)和捕鱼。墓葬的随葬品不多,也谈不上珍贵。这个距离阶级的门槛还有两三千年的部落还远不富裕,这就是这幕悲剧的大背景。
      关于少女的死因,考古报告作了一些推测:宗教祭祀、战争的俘虏、违背婚姻等方面的族规、情杀或仇杀、割体葬仪等。其实原因并不重要,退一万步讲,就算少女因为宗教(原始宗教)、部落战争(杀了人)、道德等原因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她就该遭受这样的惩罚吗?没有任何理想高尚到可以去伤害一个人的心,更不要说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贫穷和愚昧,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仇恨,这样的历史延续、其中的原因,能有多少人看透?”专家说,(《临潼零口村》考古报告仅仅印了1500册,读到的可能就是文物考古界的几千人。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世界东方的这位少女!
      
      选自《三秦都市报》



    张献忠的沉银谜踪
    作者:张超俊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2500 字体: 【大 中 小】

      张献忠,延安人,粗识文字,雅号静轩。崇祯三年(1650年),张献忠在陕西延安据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
      崇祯十六年(1643年)5月。张献忠攻下武昌,随即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1644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并于8月打下成都,掌控四川。
      攻陷成都后,甲中年(1644年)阴历十月十六,张献忠登基,在成都做皇帝,国名大西,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
      
      与宝藏相关的两首歌谣
      
      张献忠的政权没能维持多久。1646年7月,清军攻打四川,张献忠被迫撤出成都。撤退之前,张献忠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在流经成都市内的锦江筑起高堤,但并不是为了治理水灾,而是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将他抢来的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宝埋在坑中,然后重新决堤放水,淹没了埋藏财宝的大坑,此举称为“水藏”。
      据称,张献忠曾留有一张“藏宝图”。他将劫掠来的金银埋藏在成都的某处,并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多年来,成都有童谣唱道:“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一首民间歌谣可能暗藏一个悬疑的宝藏秘密。长期以来,多少人空怀“买尽成都府”的妄想,却苦于识不破这个秘密。
      晚清时,有个叫杨白鹿的贡生知道了这个惊天秘密,晚年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好友马昆山,并把一张无价的“藏宝图”给了他。马昆山禁不住心花怒放,当即成立“锦江淘金公司”,招收工人,又订购了金属探测器等必要设备,于1958年农历九月,轰轰烈烈大干了起来。几天后,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还挖出了大石鼓!经理宣称:“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万万五’还跑得脱吗?”不久,又传来惊心动魄的“喜讯”:坑旁安置的金属探测仪突突直响。没有金银,哪来的响声?旋即,狂热的浪潮席卷整个成都。锦江淘金公司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准备了大批箩筐扁担,订购了一部起重机,计划金银一出土,就集中人力搬运,直接缴存银行。然而,历史却偏偏爱和人们开玩笑,工人们奋力挖出来的不是金银,只有三大箩筐小铜钱。
      在彭山县江口镇,人们发现在这里竟也流传着与宝藏相关的歌谣,产生了沉宝谜踪的第二种版本。当地人这么唱道:“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不同的是,石牛和石鼓换成了石龙和石虎,而歌谣的格式则一模一样。在江口镇为什么也有一首类似锦江石碑上的歌谣,这难道只是单纯的巧合吗?
      在江口镇的石龙沟中,石龙石虎遥遥相对。石龙沟位于江口镇石盘山,山上有石碑。刻有“石龙对石虎”的一段歌谣,在曲折的山路尽头,一条石龙赫然立在岩壁上。
      
      清政府曾组织过打捞行动
      
      据《彭山县志》载:顺治三年,明参将杨展与张献忠部决战于江口镇,张部战船被焚。沉没过半,伤亡惨重。在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只好改道由水路出川。张献忠的船队从成都启程,沿锦江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时,遭到杨展部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灭,许多载满金银的木船就沉没在彭山县江口境内的水域中。难道这万千沉银就在彭山县江口镇?
      1999年4月22日,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纲宣称,经过他多年的考察论证,神秘的锦江埋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整整1000船金银财宝,至今仍沉睡江底!据王纲描述,500多年前,“好掠好焚”的张献忠入川时,几乎打劫了四川所有的官府和土财主,将川中金银财宝悉数纳入自己手里。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清军围攻下,他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携带千船金银,顺水南下。船队刚刚驶入成都70公里外的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突然前面杀声震天,原来是明将杨展的地主武装在将军山设伏。一条条熊熊燃烧的火船顺风飞驰而来,义军船队迅速着火。张献忠在贴身亲兵的护卫下,逃回成都,绝大部分金银珠宝随船队沉落在江中……
      按照清初四川富顺人杨鸿基著《蜀难纪实》的说法,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银两多得木船载不下(“累亿万,载盈百艘”)。于是张献忠就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里面放入银锭,让它漂流而下。本来打算在重庆下游的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把它们打捞上岸,可在江口镇就遇到阻击,大量金银也沉没于此。
      虽然彭山县境先后出现过与成都“锦江淘银”类似的掘宝事件,但发现的金银只是零零星星,非常之少。那么,这一大宗金银会流落到哪里了呢?据《彭山县志》记载:张献忠的船队沉没后不久,清朝政府就组织过大规模打捞行动,部分沉银被打捞起来充实了国库。如此一来,沉银的去向变得清晰起来。
      
      大笔财富没有浮出水面
      
      然而沉银谜踪却并未就此结束。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上,挖出一枚枚乌黑中泛着亮光的银锭,银锭身上“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的字样清晰可见。出土银锭藏匿于木简内。木简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为两个半圆形木桩,将内挖空把银锭放入其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丝箍紧。
      当地文物部门认为,这一意外发现可能为“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找到佐证。
      出土银锭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明代银锭,属国家珍贵文物。银锭分别重1800余克,呈船形。正面刻有铭文,如“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月银匠姜国太”;“京山县十五年饷银肆十两”;“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从出土银锭中的铭文可以看出这些是来自湖南、湖北地区,为索祯时期的税银,与张献忠转战路线及所占地点十分吻合。
      500多年来,张献忠在江口镇沉银之说一直是一道谜团。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可是,歌谣里提到的大笔财富却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少,难道另外的地方还会有吗?真是令人遐想不尽!
      
      选自《文史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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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 2012-3-9 11:41:34
    古墓中的致命机关
    作者:克里木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1649 字体: 【大 中 小】

      “发丘印,摸金符,搬山卸岭寻龙诀,人点蜡。鬼吹灯,勘舆倒斗觅星峰,水银斑,养明器,龙楼宝殿去无数;窖沉棺,青铜椁,八字不硬莫近前。”一部风靡全国的网络小说引发了一场古墓热潮,小说中对种种神秘的古墓机关描写得淋漓尽致,让人们不禁在想:古墓中真的存在这些神奇但又致命的机关吗?近日我国,第一部盗墓史专著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王子今教授与《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一起探讨了这个神秘的话题。
      
      玄火洞
      
      玄火洞,据说能喷射出巨大的火球,或者是长长的火龙,多数人认为这只是小说家们的杜撰,那么玄火洞真的存在吗?1972年,湖南长沙附近的人们正准备在一个小山修战备工事,在挖地基钻探的时候,钻头钻空,从钻孔里冒出了呛人的气体,正好有个工人在边上划火柴要抽烟,结果“砰”地一声,一团火球在空中爆炸,然后就见一道蓝中带红的火焰,像一条蛇“哧哧”晌着从钻孔里喷出来。有人以为遇到了传说中的什么妖怪,不过在场的老人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玄火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叫火洞墓。后来在这里发现了著名的马王堆辛追墓。那么火洞墓的原理是什么呢?众所周知有机物在腐烂过程中,在缺氧的情况下,会产生大量可燃气体…一甲烷,也就是沼气。在墓室封闭得特别好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棺掉密封很严密的情况下,气体长时间聚集在棺材中,当棺材突然被 打开时,沼气如果遇到明火,当然一点就着。这就是盗墓中常说的火洞。虽然挖掘火洞十分凶险,不过很多挖墓人却十分愿意碰到火洞,能出现火洞说明墓室是保存完好的。
      
       尸毒
      
      相信看过香港僵尸片的朋友都会对尸毒有着深刻的印象,染上尸毒的人不仅会皮肤溃烂,失去感觉,严重的还会浑身肌肉僵硬,变成活跳尸。据说这种东西只有用糯米、朱砂一类的物品才能去除,寻常药物对它根本没用。小说《鬼吹灯》中也多次提到,盗墓者在进入古墓中时会带上许多防护用具,以防感染上可怕的尸毒。那么尸毒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吗?
      话说宋末元初的时候,洛阳有一伙盗墓贼,为首的姓朱,这人有个绰号叫“朱漆脸”,为什么有这绰号呢,原来他在盗掘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时碰上了奇怪的事情:在他撬开棺木后,发现赵匡胤居然尸身未腐,他想取下赵匡胤尸体上束着的玉腰带,但是尸体太沉,没法硬取,他便想出了-一个法子,绳子一头束在尸体肩下,一头套在自己的身上,面对着将尸体拉起来,乘势就把玉腰带解下来。不料,尸体这时竟喷了一股黑色黏液到他脸上,从此无法洗掉。变成了“朱漆脸”。这是史书中有关尸毒传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古人为了防腐,经常在临死前服下剧毒的药物,这样有助于尸体的保存。这种剧毒药物在人体内会腐蚀掉整个内脏,将其化成液状存留在体内。当有盗墓者搬动尸体时,尸身受到挤压,液体就会从嘴里喷射而出,会灼伤人的皮肤,就形成了所谓的“朱漆脸”。
      
      流沙机弩
      
      在中国所有的考古报告中从来没有发现有半古墓机关的叫确记载,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们真的从未碰到过这些古墓机关呢?其实,在现实中真的机弩是存在的。王子今教授透露说,根据一位连云港的考古工作者证言,他在挖掘的过程中就曾碰到过机弩,并且对当时的情形傲了描述。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并没有写入当时的考古报告中。此外,王子今教授还介绍说,在古墓中确有流沙存在。河南省上蔡县的郭庄楚墓就采用了奇特的防盗术。它采用积沙积石的方法,当盗墓者挖洞挖到积沙层,沙子会流到洞里,沙子流动会带动石头塌方,沙层中精心埋藏积石,最小的仅3公斤,最大的165公斤。这些石块形状不一,边角十分锋利,而且石块放置的位置也是精心设计的。大致可分为乱石层、蒙顶石层、贴顶石层、拦腰石层和卧底石层,可以防止盗贼从不同的部位进入。墓室顶层倒塌以后,大量活堆积在棺内,有效地防止了被盗。
      
      选自《良友周报》


    谁建造了长369米巨型石龙
    作者:华 龙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1042 字体: 【大 中 小】

      形成原因至今未解
      
      赵国故里,赵王陵畔,邯郸市邯郸县三陵乡姜窑村,近年来“龙声渐起”:黄土下逐渐开掘出一组10条古石龙群。为首的大龙总长约569米,高2.5米,宽4.6米,被国家文物研究院专家团认定为罕见石龙。石龙蕴藏着怎样的秘密?近年来,对古石龙群的探索工作持续不断。
      
      一大九小呈“十龙阵形”
      
      1988年2月,村氏在姜窑村西卧龙坡上取土时,发现一条巨型石龙。目前,考古人员已发现1大9小共10条石龙,中间为大龙,左5右4,布成了有规则的“十龙阵形”。据文物部门介绍,大龙龙体潜伏在高15米的卧龙坡的黄土下,昂首东北,正好面对相距1公里的赵王陵,像保驾臣龙一殷。龙体掩埋处,是黄土地质,并无岩石,石龙以其石体独存。石龙的石质奇特,石块断面有清晰的年轮形状,由卟向内逐层收缩,颜色由外向内逐层变深。方圆20公里内,没有发现构成石龙的石料。
      
      大龙总长约369米
      
      大龙总长约569米,龙身每节长1米左右、高2.5米、宽4.6米,卧龙坡的西坡下可找到尾部。龙头同龙体部分约100米左右:龙体由厚薄不同的龙节粘接而成,现存第一节厚0.895米,宽4.26米、高为2.55米,整个龙体呈6度角逐渐收缩,龙腔中空,前高后低。伴随在大龙两侧的9条小石龙,身长均为200多米,形态各异。小龙与大龙构造相同,石质一样。
      
      十大谜团
      
      石龙是如何形成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海底文明说。二是自然化石说。三是人为制造说。专家提出了古石龙十大谜团:(1)石龙为何时、何人所追?造此有何用途?(2)大龙和小龙形成一种阵形,朝向赵王陵,是先古遗留的征战阵图,还是赵王陵镇陵之宝?(5)龙身两翼为何不对称?(4)构成龙的主要材料龙骨、石板和海沙取自何处?(5)龙骨、龙节之间的连接材料和保护层是先古时代的水泥材料吗?为何万年不损?(6)龙体正截面结构复杂,衔接机关精巧,有沟、槽、空心装置,有何作用?(7)以前曾有水从龙体中流出,其水流机制和水源来自何处?(8)在大龙周围,为何还有小龙相伴?有何作用?这里到底有多少条龙?(9)为什么几吨重的巨龙覆在沙上,历经风雨而不下沉、不变形?(10)诸葛亮、袁天罡、李淳风、李白、唐僧等人到此游学为何因?
      
      选自《科学奥秘周刊》


    邓小平与蒋经国的隔海博弈
    作者:陶 涵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2796 字体: 【大 中 小】

      邓小平复出与蒋经国掌权
      
      1973年,当蒋老先生把许多事情都交给儿子蒋经国时,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1926-1927年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那时候的邓,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邓那时的名字叫“邓希贤”。
      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统一)”。
      滞留大陆的老国民党人,透过公开、私下的渠道,向蒋家父子不断招手。卧病在床的老蒋顾不上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同样不予理会,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蒋介石死后,蒋经国继任“总统”。1978年3月12日,就职的第二天,蒋经国照会媒体,表示以后在任何场合,不要喊“万岁”。蒋经国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个普通党员、普通老百姓。
      对岸,他的老同学邓小平虽然没有重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却第三次在政坛上站了起来,并牢牢把握着中国的改革方向。邓小平也做了类似表述,邓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小平给经国的“重重一击”
      
      就职后不久,蒋经国就受到了邓小平的重重一击。1978年12月15日晚10时,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时,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忽然接到华盛顿的专线秘密电话,这位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奉命在凌晨3时的时候,拨通蒋经国助手宋楚瑜的电话,说是有紧急公事,必须立即面见“总统”。
      宋楚瑜凌晨3时接到电话,惊讶地问:“是不是‘那件事’发生了?”
      安克志则反反复复地说:“我必须立即面见‘总统’!”
      蒋经国只得在半夜爬起来会见了安克志,临剧时,安克志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请求蒋经国在第二天早晨8时之前,暂时不要对外泄漏这一消息。蒋经国强忍着怒气,始终不肯答应。
      消息公布当天,新台币黑市交易(兑换美元)价格大跌,台北股市大跌近一成。邓小平和中共在全世界声势大振,台湾则更加震荡。打击之后的“和平攻势”
      1979年1月1日,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邮。经邓小平同意,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廖承志表示,他愿意访问台湾完成国家统一的爱国目标。
      蒋经国对邓小平的这一波和平攻势,反应相当精致、敏锐。他很坚定地谢绝了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他宣称,“中国人民唾弃共产主义,而台湾的成功却激发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生活方式”。
      但在另一方面,蒋经国也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
      进入1981年后,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此后,新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中共中央还下达指令给浙江溪口的中共地方党委,要他们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因为邓小平知道,蒋经国是个大孝子。溪口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蒋经国实施政治改革
      
      虽然邓小平频频示好,台北的“三不”政策继续存在,只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开始出现文章,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陆根本不可能武力犯台”,和平、渐进与中国统一,才是正确道路,两岸可以先从通邮、旅游和间接贸易做起。
      邓小平当家作主的新纪元在中国大陆迅速揭幕之际,蒋经国也更注意如何把台湾的改革经验推展到中国大陆。蒋经国认为,台湾要盼望永续生存,就得成为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的模范,并产生了改革台湾政治体制的想法。
      1986年9月28日,台湾135位反对派风头人物,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民进党)。
      因病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闻讯后,对准备下令抓人的警备总部负责人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又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从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
      随后,蒋经国坚持要李焕接任国民党中常会的秘书长,蒋经国说:自己有三个目标李焕替他达成,其中的第三点是“两岸统一”。这也是蒋经国强调的最明确、最强烈的一点。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中国的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在蒋经国的指示下,1987年的台湾发生了多种巨大变化,其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这一举动,等于背叛了蒋家王朝整个的反共斗争。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1988年1月12日,由马英九主持起草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的草案,获得通过。马英九准备翌日晋见蒋经国,报告这个消息。
      可是。13日下午,蒋经国抱怨身体不舒服。虽然医生一时找不到他不舒服的原由,但还是替他注射了静脉点滴。蒋经国表示:要见见他的长子孝文。孝文见过父亲后,向母亲表示,父亲病容满面。下午1时50分左右,蒋经囤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还没来得及到医院,就撒手人寰了。
      邓小平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担忧蒋经国的健康,深恐他的这位老同学撒手人寰,台湾局势就可能变得益加复杂。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
      邓小平宣称,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选自《老年文汇报》


    中国的“泰坦尼克号”惨案
    作者:刘鼎铭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2522 字体: 【大 中 小】

      江亚轮是一艘4000吨级的钢壳客贷船。原名“兴亚丸”,是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在1959年制造的。抗战胜利后,江亚轮被海军总司令部接收。国民政府为补偿国营招商局在抗战期间沉船封港的损失,便将江亚轮等五艘轮船转拨给交通部交由招商局运营。江亚轮1946年起行驶于航程仅需12小时的上海至宁波问的短程航线,每次可载客2250人,载货1500吨。至失事,江亚轮已在该航线往返近800次。
      
      死亡之旅
      
      1948年冬天上海格外寒冷,12月3日。寒风中的十六铺码头喧闹异常。码头内外人头攒动,旅客们手提肩扛十分拥挤。下午4时,随着几声汽笛鸣响,满载旅客和贷物的江亚轮缓缓离开十六铺码头,踏上了驶往宁波的航程,然而这次航行却是它的死亡之旅。
      两小时后,天已渐渐黑了下来,江亚轮按照它熟悉的航线驶出了吴淞口。6时42分,当船驶经长江口横沙西南白龙港以东江面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船的右后侧第三舱附近发生了强烈的爆炸,船身随即破裂,船的机舱间大量进水,船上的电灯瞬间熄灭。由于当时水流湍急,船尾部急速下沉,仅数分钟即没入水中,船的中部及船头亦慢慢下沉。此时,江面已是一片漆黑,不明真相的旅客纷纷跳水逃命,一时秩序大乱。江亚轮船长沈达才立即发出了求救信号,并组织自救。招商局获讯后,立即派出停在黄浦口内的海津轮赶往失事地点救助。航行在沉船附近水域的轮船,在收到江亚轮的求救信号后也先后赶往援救。最先到达出事地点的是源利号机帆船.当时它正航行在江亚轮附近,看见江亚轮失事,就迅速向江亚轮靠近,同时将船上所装的橘子抛入水中,腾出舱容,抢救正在水面上漂浮的旅客。随后又有茂利轮、华孚轮及帆船多艘相继前来营救,招商局的海津轮不久亦赶到出事现场。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救捞,共有791人获救生还。据事后调查,该船失事时载货约460吨,共1762件,都是普通非危险品的杂货,有船员191人,共售出客票2220张,因有15张退票,故实售2207张。但船上的实际乘客却不止这个数,因为当时12岁以下的儿童大都是不买票的。事后打捞上来的1280具尸体中,12岁以下儿童就有255人。因此,这次沉船惨案的遇难者当在1600人以上。这是中国航运史上罕见的惨案,当时震惊了全国。
      
      赔偿协议
      
      席间,桂永清对徐学禹道出了一件实情:江亚轮在吴淞口外沉没,是海军飞机因悬挂炸弹的挂钩失灵,导致炸弹失落,误炸击沉的。同时他详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当时固有消息称海州方面的郝鹏举部有投向共产党的动向,桂永清奉令调派上海海军的一架轰炸机飞往海州侦察郝鹏举部的行踪,该飞机携带了500磅的炸弹数枚前去执行任务。但飞机到海州侦察后并未发现郝鹏举的部队,于是便飞返上海高昌庙基地。在飞机经过吴淞口上空时,机上悬挂的炸弹有一枚脱钩落下,恰巧落在江亚轮的右侧,由于船速的引力,将炸弹引向船旁爆炸,使船舱大量进水,造成了江亚轮沉没的重大惨案。事件发生后,海军总司令部害怕此事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于是下令严守机密。这样做,也是因为海军对招商局以往所做的事心存怨气,同时也是由于此次祸闯得太大承担不起,因此就存心缄默,袖手旁观,让招商局去代人受过。
      江亚轮沉船之谜终于真相大白了,但此时这个真相对招商局来说已经不是那么至关重要了。
      由于当时江亚轮所载的大多是宁波及舟山籍的旅客,因此惨案发生后,招商局立即会同上海宁波同乡会和舟山同乡会,在上海四明公所内成立了“江亚轮善后办事处”,共同处理死难旅客的善后工作。并于1949年5月,就江亚轮善后结束事宜达成协议:(1)关于江亚轮沉船事件已经支付的一切费用全部由招商局承担。(2)关于宁波籍死者存在问题的处理、解决,统由上海宁波同乡会负责处理。招商局一次赔偿宁波籍死难旅客抚恤费用金元券18亿元。嗣后再有任何事件发生,完全由宁波同乡会妥善处理,再不与招商局有关。(3)关于舟山籍死者存在问题的处理、解决,统由上海舟山同乡会负责处理。招商局一次赔偿舟山籍死难旅客抚恤费用金元券4亿元。嗣后再有任何事件发生,完全由舟山同乡会妥善处理,再不与招商局有关。(4)所有死难旅客的棺柩,由招商局派专轮运往宁波和舟山,以便埋葬。达成以上协议后,招商局当即如数拨付了抚恤金,由上海宁波同乡会、上海舟山同乡会分别领取,并办理分发事宜。随后,招商局派江建轮将死难旅客的棺枢分别运往宁波和舟山.运至宁波的棺柩949具,运至舟山的棺柩48具。至此,江亚轮的善后事宜才全部结束。对于江亚轮的沉没,当时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货舱内装了数十吨漂白粉爆炸致沉的,也有人怀疑是船上的锅炉爆炸;还有人猜测是碰上了漂浮的水雷。传说不一,莫衷一是。
      为了尽快弄清造成江亚轮沉船惨案的真正原因,在招商局会同上海宁波同乡会和舟山同乡会处理江亚轮善后事宜的同时,交通部邀请了上海航政局、招商局、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等21个有关机关及团体,会同组织了“江亚轮失事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江亚轮失事调查委员会”最后也只认定了两个结论:一是沉船非船上锅炉或漂白粉爆炸所致.二是江亚轮行驶的航线并无错误。此后招商局又先后与日商打捞公司和美商打捞公司进行商洽,拟将江亚轮打捞出水,以验明沉船真相。然而.由于“时局紧张”,此举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导致江亚轮沉没惨案的外来爆炸物是什么,就成了一个谜。
      
      真相大白
      
      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要纷纷逃往台湾。4月初,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学禹在准备逃往台湾前,邀请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共进西餐,其目的是希望彼此之间能化解以往的矛盾,言归于好,因为此前招商局与海军之间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1948年夏天,招商局4000吨级的大型货轮闽海轮在福建海面将海军的伏波舰撞沉,伏波舰的官兵除一名轮机长逃得性命外,其余100多人都葬身海底。然而招商局对此却死不认错,也拒绝对死难官兵的家属进行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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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 2012-3-9 11:42:15
    中共领导人专车揭秘
    作者:佚名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3205 字体: 【大 中 小】

      1 陈嘉庚赠送两辆“福特”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主席配一辆,主席知道后立即表示坚决反对。
      后来,毛主席到底没要专车,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思德都站在踏板上。有一次,毛主席拍着张思德的肩膀说:“小张,以后别站这儿,就坐车里,外面有危险的!”
      
      2 乘坐美式吉普进入北平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今北京)迁移时,毛主席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毛主席坐着吉普车进入北平,并且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这种吉普车用今天的眼光看,会觉得非常简陋,几乎没有什么和行驶无关的零件和装饰:见棱见角的车身,所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当然,由于当时延安仅有这两辆轿车,因此,偶尔电会被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人紧急调用。
      达两辆车还演绎了毛泽东与张思德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2年10月,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上级决定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
      第二年春,组织选派他到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也就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内卫班当警卫战士。这可把张思德乐坏了,下决心要“好好当一名枣园哨兵”!
      枣园是毛主席在延安的住所,张思德在这里全心全意站岗放哨。每次毛主席外出开会,他总是提前把枪擦得亮亮的,提着水壶早早等在车边。“福特”牌轿车车身宽大,可以乘坐10个人,车后还有一个专供警卫人员站立的踏板。
      为了安全,每次外出,张有的外观线条尽量取直,车辆的离地间隙大,车辆的高度又很低,驾驶者端坐在座椅上,高高在上地驾驶车辆,用美国大兵的话说“就像坐在家门口最高一级木台阶上一样”。该车连门都没有,只是在通常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方向盘看上去极简陋,四根辐条就是铁圆条,仪表也只有最必要的。刮雨器是手动的,有一个手摇的曲柄,边开车边用一只手摇动曲柄刮水。前桥前突,从侧面看,前轮在车辆的最前端,车身也很短,后排的乘员显得比较局促,乘坐舒适性很差。可折叠的车篷只能象征性地遮风蔽雨……可是,这种简陋的汽车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用品了。
      
      3 斯大林馈赠防弹“吉斯”
      
      毛主席拥有专车还是在-建国后,这辆车目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层中央大厅陈列着。在毛主席进入北平后,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他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0”、“吉斯-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
      所以。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乘坐的都是苏联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轿车。这种车有8个缸,耗油量相当大。
      毛泽东的专车是一辆黑色防弹“吉斯”,这辆车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坐过,回国后,斯大林把它送给了毛泽东。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时,洞悉不测,返抵北京丰台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这辆车是跟随毛主席时间最长的专车。直到1966年,首批中国自产的20辆“大红旗”轿车才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
      
      4 “亚洲第一车”:加长“大红旗”
      
      毛主席曾指示生产一种三开门“红旗”加长型轿车,只可惜这辆车造出来后,毛主席已经去世。
      这辆加长型“大红旗”轿车堪称“国宝”。据长春一汽研究所的同志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国外汽车业看不起中国的汽车制造产业和研制水平,认为与世界汽车产业有较大差距。毛主席当即指示:“要造我们自己最长的车。”
      一汽欣然受命,终于在1976年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加长轿车。但这一年,毛主席逝世了,于是这辆唯一的加长“红旗”车也就一直未能使用。
      这辆非凡的“大红旗”轿车。不仅外现奇特,内部设施也非常完备,装有空调、冰柜、电视、卧室,显示了我国上世纪70年代汽车工业的最高制造水平,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5 中国造“大红旗”横空出世
      
      1950年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存与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的礼仪不周刺伤了主席的自尊心,所以,主席回国后很少坐他的“占斯”专用车。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对中共态度更为不友好,同时国外还在封锁我们,此时主席坐的车已是超期服役了,但没办法从外国买车。因此,主席很希望能早一天坐上我国自己制造的轿车。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主席试乘。该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装有冷热风,发动机罩前上方有银色小龙装饰,发动机最大功率51千,最高车速128公里/小时,耗油量百公里9升。毛泽东主席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后花园观看并试坐了这辆轿车。
      在“东风”牌轿车的基础上,1958年7月,第一辆“红旗”牌cA72型高级轿车试制成功。为了这辆车的试制,周总理特意把法国雷诺公司送给他的轿车赠给一汽做样车,朱德委员长也把他的捷克产“斯柯达”轿车送给一汽,陈毅副总理将自己坐的“奔驰”600型轿车也赠给了一汽。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但车身却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民族气息十分浓郁。
      这一车型陆续生产到1966年,共制造了202辆。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轿车破列入世界名车品牌。1962年起,“红旗”轿车正式承担接待外宾任务。1964年被指定为国家礼宾用车,曾接待过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等很多国家的元首。
      1965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汽在CA72的基础上,试制成功CA770轿车。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的位置;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质量基本稳定可靠。这才真正成了中央领导人的专用车。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种防弹“大红旗”专供政治局常委使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林彪最喜欢汽车,所以第一辆防弹“大红旗”送到北京后,便给了林彪。
      1971年9月的一个深夜,正是这辆车载着林彪一行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狂奔山海关机场。
      防弹“大红旗”共生产了12辆,除林彪外,周恩来、朱德以及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都乘坐过,而毛泽东在1972年才坐上自己的防弹车。从1965年到1981年,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配用的专车都是国产“红旗”轿车。
      
      选自《旧闻周刊》


    林彪一生战胜不了的怪病
    作者:蒋 霞
    民间故事选刊 年6期 字数:2763 字体: 【大 中 小】

      楚成瑞参军第三年就成为林彪的司机。林彪坐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后来,由于林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乘车的时间少了,他就由司机改做了林彪的内勤,为重病中的林彪又服务了两年多。近日,他和记者聊起了那段什么味儿都有的岁月。
      
      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
      
      从投身黄埔,到北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的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1958年5月1日凌晨,奉命率115师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了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1945年,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是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根据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漠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饿死。开始打起使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苦熬了5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97%,部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起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个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还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里发癔症,只穿着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了武汉。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先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在头上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候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闹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
      1950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员给撂下了(说到这里,楚成瑞哈哈笑了起来,可能又想起了警卫员憨厚又无奈的窘态吧)。后来,警卫员们想了一招,在林彪骑车的地点四角各站一个人,他骑到哪边,都有人护着,一见他的车要歪,就上去扶一把。但是,这么锻炼,效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
      
      林彪病重我改行
      
      1950年9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1951年10月回国。1955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1958年5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他烦躁、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到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都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有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林彪平时就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时,也与我说几句话。比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房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膈墙拆掉了。房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去,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简。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换得又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尿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叉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往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固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别人说都不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也怕他感冒。就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搓。
      
      怪招治怪病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药,我也发现他神经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37度以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甩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36℃,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嘛?我说,试试吧。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36.6℃,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36.8℃。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说。小胖,你真行。
      不过,也有弄巧成拙的事。有一回,他真的病了,发烧、腰痛,痛得直在床上打滚,当时,也把叶群急得不行。后来,上面派来了一些医生,做了化验后,说化验结果没有问题。因为这次不比平常,这次是真病了。所以,林彪不信,叶群也不信,叶群在和医生交谈时,发现医生大开着的上衣口袋有一张单子,抓过来一看,正是林彪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有问题的。后来,林彪也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我估计,医生向林彪隐瞒病情,也像我一样,是好意,可是没有处理好。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颊车”是我先“发明”的,也是逼出来的。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颊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给总理汇报了我的一些做法,总理笑眯眯地表扬了我,说,小胖想的办法很好啊!也就是这次,我向总理建议,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后来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让他慢慢适应吧。人总不能永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他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慢慢地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林彪战胜不了的“敌人”
      
      依我看,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
      自从1958年5月阎锡山的兵给了他一枪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枪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
      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
      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
      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
      
      选自《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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